“文學性”話語的多重歧義
進入20世紀90年代，社會、文化轉型使文學麵臨了前所未有的新境況：一方麵，隨著文化消費時代的到來和圖像文化、大眾文化的興起，文學在世紀末麵臨日益邊緣化的危機，“文學是否會消亡”不再是危言聳聽而成為文藝理論家必須論證的話題；另一方麵，在大眾文化和其他學科的理論著作中，我們又發現大量文學性因素的存在，這也就是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問題。社會、文化轉型使80年代的“文學性”理解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其兩層內涵為社會現實無情解構：“一方麵，文學審美的獨立性被文學商業、文學政治的複雜關係所衝擊，所謂獨立已無從談起；另一方麵，文學在消費文化擠壓下也無力參與社會對話。”新的“文學性”理解在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所謂‘文學性’並非一個自足的範疇，而始終與一些相關對立範疇相參照而提出，比如文學/政治、文學/社會、文學/商業化等”，“文學性並非文本自身的特性，而是如T.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說得一種‘關係性的存在’”。這種開放的文學性理解方式將文學從所謂“文學自足性”的自身束縛中解脫出來，使文學可以從容地在社會和現實間遊走，不必為所謂“純文學”/“俗文學”、嚴肅寫作/商業寫作等等二元對立將自己逼上社會的邊緣。
但是，必須意識到的一個現實問題是：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出現是建立在“文學自足性”無可爭議的科學性基礎上。“文學自足性”決定了“文學”研究的範圍、途徑、目的和意義，如果“文學自足性”被打破，無疑也打碎了中國“文學”學科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更進一步說，中國成千上萬從事文學研究的工作者身份也值得懷疑。所以，90年代後出現的“文學性”話語，文學研究者既質疑“文學自足性”的合理性，又對“文學性”是否存在心存焦慮；既勇敢地對傳統文學研究所不涉及的文學現象做出自己的解釋，又緊擁“文學性”這個概念以尋求自己的學科歸屬。這使得“文學性”不可避免地充滿多種含義。
（1）“文學性”——文學屬性。90年代後，“文學性”廣泛運用是因為其是一個“話題”——文學的屬性問題，探討的內容包括文學是否具有自足性；文學理論研究的疆界；文學如何麵對文化轉型等等。無論研究者對這些問題持何種看法，他們使用的“文學性”都有特定的內涵，即文學的屬性問題。
（2）“旁逸的文學性”。文藝學家們苦苦追尋也不能找到一個科學而合理的“文學性”的定義，但又輕易在日常生活和其他學科裏發現了“旁逸的文學性”。這也就是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文學性旁逸到房地產廣告、咖啡館、家居裝修、街心花園等日常生活，並進入如哲學、心理學、曆史學等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創作當中。“後現代的遊戲狀態，必然伴隨著消費狀態、表演狀態的出現。無論是遊戲、消費還是表演，其實都是生活的原生素。越生活化，就越遊戲化，也就越充滿文學性。”在這裏，“文學性”含義指文學中的“語言遊戲”和“寫作技巧”因素。
（3）“殘餘的文學性”。90年代後，文學創作的姿態也發生了變化，“個人化寫作”、“無姿態寫作”的出現割斷了文學批評家對80年代以來文學解釋的連續性，於是“殘餘的文學性”就成為批評家連接80年代以來文學連續性的一種方式，這也增添了一種新的“文學性”理解方式。“在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並存的曆史語境中，文學性觀念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宏大的曆史敘事很難在當代敘事文學中出現，小人物、小敘事、小感覺構成了小說的基調，它們僅僅憑借文學敘述、修辭與故事本身來打動我們對生活的特殊體驗。也就是說，文學性就在敘事話語本身的展開中存在、生成或呈現出來。”在這裏，“文學性”就指現代性“宏大的曆史敘事”、“生活的真相”，因為90年代後小說隻通過小人物、小敘事、小感覺來探究人性深處的真實，所以“是曆史事件的剩餘物，也是宏大文學史的剩餘物，這就是文學性的最小值，也隻有最小值的文學性，構成最真實的審美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