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學審美特點。當文學性不斷被討論的時候，20世紀90年代文學批評中仍然不乏將“文學性”理解為文學審美特點的用法，譬如電影的文學性、某某作品的文學性等等。
在理論“預演”與實踐“命名”之間
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文學批評界出現的四重“文學性”歧義的直接原因是關於“文學性”理論“預演”和實踐“命名”之間的偏誤。在理論“預演”中，“文學”作為世界普遍存在的學科，當然有其研究的疆界和學科屬性——文學的屬性。不光如此，在文學理論家眼裏，文學的屬性應該具有普適意義，具有科學性和嚴密性，既保證它具有強大的麵對新生文學現象的整合能力，又不至於讓自己落於不倫不類的泛化邊緣，所以“文學性”可以作為一個話題供理論家不斷探討、整合。而對於實踐在文學批評現場的研究者而言，文學屬性固然是重要問題，但為伴隨文學轉型出現的諸多文學現象及時“命名”則更為重要，所以“日常生活審美化”中“旁逸的文學性”、在20世紀90年代後文學中“殘餘的文學性”就脫穎而出。就實踐層麵來說，他們所命名的“文學性”不一定嚴密，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所說的“文學性”不是文學的特點。
對於前一種“文學性”的理解，其存在的理論風險是：力圖用某種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學性”概念來劃分文學和文學研究的邊界，用以約束日漸模糊的文學和文學研究。這種做法至少存在著兩點危險。第一，對“文學性”進行本質主義考究是一個形而上的命題。文論史上出現了多種文學性的概括方式，如形式主義定義、功用主義定義、結構主義定義、文學本體論定義以及文學敘述的文化環境的定義，但無論哪一種都存在著致命的缺陷，都不能涵蓋文學的全部特征和存在外延。這說明力圖通過歸納法的方式總結出一個普世的“文學性”概念隻能是一種理論的徒勞。第二，就“文學性”與文學研究的關係來說，是文學研究不斷改寫“文學性”的內涵，而不可能用“文學性”來指導和約束文學研究的進行。
對於後一種“文學性”命名，雖然開放的“文學性”描述回避文學本質主義難題，但過於隨意的“文學性”命名必然使“文學性”作為一個術語壽終正寢，因為其內在的一致性已經喪失。
而在我看來，“文學性”作為一個批評術語並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我們完全可以用更準確的術語去命名我們所看到的文學現象，其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在90年代被廣泛運用並成為話題，完全是一種文學學科獨立性的情結：80年代，“文學性”出現是因為文學要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90年代後，“文學性”再次興起是因為文學麵對文化轉型帶來的衝擊。“文學性”話語帶給我們發現問題的視野，但太拘泥於它也會形成文學研究新的意識形態。
所以，就新世紀文學理論本土化來說，麵對“文學性”，不必棄身於其預設的理論陷阱，需要的是向文學研究原初動機的回歸：文學研究就是要捕捉住不斷流動的新的文學特征，通過文學文本參與社會對話，揭示人性與世界的秘密。文學研究要求研究者的是發現和創新，是保持文學研究的有效性——這或許是我們麵對“文學性”最理性的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