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公共領域”在中國
“公共領域”引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現代文學學科經曆了數十年的發展曆程，每一個研究概念的出現，都表明了文學史闡釋標尺的變動，並暗含著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同理解。50至70年代的“革命”、“階級”等概念，屬於對文學史左翼的社會革命闡釋。基於當時中國的社會政治主潮，現代文學被看做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實踐。而80年代以後伴隨著新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以及當時的思想啟蒙運動，一種啟蒙角度的思想史闡釋標尺開始出現。90年代以後，隨著商品原則的確立、新的消費社會形成，現代文學史特別是其中的城市文學被看成是自晚清以來市民社會的一種形態，加之李歐梵、王德威等域外學術力量對城市日常性、晚清現代性研究範式的推舉，遂將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重要概念導入研究之中。
在這方麵，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開始較多地被研究者使用，特別是在報刊研究與城市文學研究中，“公共領域”成為炙手可熱的概念與方法。一種情形是：“公共領域”被視為近代以來中國報刊發源的基礎，同時，報刊本身的欄目、話語、機製乃至受眾，也都被用以印證中國近代城市的“公共領域”之狀況。另一種情形是：自晚清以來上海等城市的所謂“公共領域”，又被視為城市文學產生的契機。從晚清小說到新感覺派，再到張愛玲等後期海派創作，都被看作與書局、小報、咖啡館與舞廳一樣的公共空間產物。可以說，“公共領域”已成為現代城市文學研究中與“日常性”、“市民社會”等並駕齊驅的主導概念。
在將“公共領域”引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過程中，域外學界以李歐梵的研究較為完備。在《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和《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等文章中，李歐梵談及中國的“公共領域”如何在晚清時代的上海產生，以及經過民初、五四與30年代，“公共領域”變化的情況。其間，李歐梵又引入本尼狄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作為互動概念，論析了晚清知識分子開始依憑報紙、雜誌、小說等印刷媒體空間展開文化政治批判，構成不同於政治國家的中間領域，並指涉未來中國的政治想象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中國人最早開始了對民族國家的建構，並通過報刊等媒體的傳播，使國民獲得了最初的民族國家認同。而由此看來，“公共領域”不僅造成現代城市文學，也造成了自晚清起來的現代文學的濫觴。
應當說，學界套用“公共領域”者不在少數，即將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狀況與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直接對應。李歐梵在使用“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時，還是較為謹慎的，這反而使他的研究表現出某種矛盾之處：一方麵，他認為在“公共領域”中，初步的民族國家想象已經完成；另一方麵，他又認為梁啟超等人的未來國家想象未在公眾中完成。他說：“當膽識過人者如梁啟超，開始要對一種新的民族想象作大敘述的時候，他並未預料到中國讀者群將會不合作。”這反映出他的一種深刻疑慮，即“公共領域”在中國是否成熟。因此，在對《申報·自由談》的研究中，他倒認為，至30年代，雖然印刷媒體較晚清時期發達得多，但是公共空間的言論自由卻反而越小。當然，李歐梵為此所尋找到的原因是奇怪的。他認為在於左翼“把語言不作為‘中介’陛的媒體而作為政治宣傳或個人攻擊的武器和工具，逐漸導致政治上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後也隻有革命一途”。但事實上，左翼言論雖然不無偏激，或者“把光明與黑暗劃分為兩界進行強烈的對比”，但仍屬對社會批判性的非國家力量，其本身仍應劃入公共空間。
李歐梵對於中國“公共領域”闡釋的困惑之處恰恰反映出一個問題，即中國有無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中國近代以來的“公共領域”有著怎樣的中國本土性，以區別於歐洲國家？我們發現，如果不顧中國國家的實際情況，而硬性將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作為研究的主導概念，即使如李歐梵等學養深厚的大家也難免左右掣肘，更不用說許多未及其意便輕率套用的情形了。
歐洲經驗與中國語境
有學者認為，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是從歐洲曆史中抽象出來的，既是一個經驗的理想類型，又是一個訴諸現實批判的烏托邦解放模式。也就是說，“公共領域”帶有明顯的歐洲曆史經驗，其源頭可上溯到古希臘時代，同時，又主要是以中世紀歐洲（法國、德國、英國）曆史為背景，帶有歐洲的本土特征；另一方麵，其烏托邦色彩也說明了它的未完成狀態。就其曆史的演進來說，它的前身是文學公共領域，如洛可可風格的貴族沙龍的文學藝術討論，與咖啡館、俱樂部一類，爾後發展至整個社會。它並非指被政府與官方單方麵製造和強加的所謂“公共利益”，而是指以個人為信念基礎，以民間團體為決策主體的新型公共社區。它原則上向所有人開放，不隸屬於國家官僚機構的法律規章，且人們無明確的責任去服從它們。這一情形實際上有賴於市民社會建立的基礎。沒有市民社會，當然也就沒有公共領域。
正像吉登斯談到的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脫域”（disembodying）一樣，“現代性條件下，地點逐漸變得模糊不定，即是說，場所完全被遠離它們的社會影響所穿透並據其建構而成。建構場所的不單是在場發生的東西，場所的‘可見形式’掩藏著那些遠距關係，而正是這些關係決定著場所的性質”。“公共領域”這一理論正在脫離它的歐洲曆史基礎，而被廣泛地運用於對非歐洲國家社會的曆史文化研究，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現代性問題。但是，正如歐洲曆史上產生的許多概念，如“市民社會”、“資本主義”、“市民”一樣，“公共領域”既是一種普遍主義現代性的東西，同時也是基於歐洲曆史的“特殊”產物。即使在西方文明擴展到全球（包括中國）後，也必然存在著“特殊”產物被“普遍”化之後與非歐洲國家本土結合的問題。對於中國而言，它也有在中國的“特殊化”過程。這使得非西方國家即使出現了“公共領域”，也會產生與其歐洲摹本的許多不同。事實上，哈貝馬斯本人對此就有清醒的認識，他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序言中坦言，不能把“公共領域”這個概念與歐洲中世紀市民社會的特殊性隔離開，也不能隨意將其運用到其他具有相似形態的曆史語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