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階級話語
“革命文學”論爭
“革命文學”論爭一向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第二個十年開啟的標誌，這一過渡和轉折包含了諸多豐富的信息。這場論爭觸及了“五四”文化的生命力和脆弱之處，時代的變遷和起伏加劇了政治與文學之間的相互作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在論爭中得以凸顯。這場論爭深刻預示了未來中國文壇的環境與中國文人的命運。《創造月刊》、《創造周報》、《洪水》、《泰東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戰線》、《長夜》、《我們》、《山雨》、《大眾文化》、《青海》、《金屋月刊》、《海風周報》、《未名》、《萌芽》、《現代小說》、《現代文化》、《新月》等等為數眾多的刊物都發表了相關文章，投入論爭，並且不少的刊物都是在論爭期間創刊和停刊，可見這場論爭的發生發展的確有著難以阻遏的力量。也正是由於這場論爭的豐富性和重要性，不少研究者都從各自的視角透視它並且做出了相當具有啟示意義的成果。論爭中的各種力量對於“五四”文化的批判，政治力量對於論爭的介入，“革命文學”譜係的構造等等論題都不乏深刻而敏銳的見解。文學研究發展的動力就在於新的研究視角的發現。對已經固定化的曆史結論重新做出審視，力求還原更細致複雜的曆史場景。在我再次閱讀80年前的那些論爭文本時，我發現了論爭者構築自己話語體係的核心詞彙——“階級”，弱水在《談現在中國的文學界》一文中所說的論爭的原動力是“無產階級文學”，確實抓住了關鍵。
在20世紀的中國，階級和階級鬥爭一度是國家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關鍵詞，同時當然也是影響了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詞語。中國作家的思想取舍、人生態度無不受之影響。對階級話語恰當和深入的分析使我們能探測到中國現代文化和文學的幽深處和關節點。但是，盡管“階級”話語的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革命”話語，“大眾”話語且與後兩者緊緊糾纏，它在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中卻沒有如後兩者那樣受到青睞。至今，在筆者的視野中尚沒有發現與這一宏大而豐富的題目相稱的係統論述。當然，它也絕非無人問津，值得提出的是王維國《階級話語的轉換與形成》一文，清理了階級話語產生、衍變的大致線索。作者認為中國現代文壇的階級話語發端於1927年之後，它有兩個源頭：一是上海左翼文學家的倡導，二是蘇區文藝工作者對現實生活的藝術提煉。這篇文章主要論述的是後一個方麵，而我想要完成的是對前一個源頭的較為細致的描述與分析。
聚焦於“革命文學”論爭，不難發現，作為“革命文學”論者建立自己話語體係的中心詞彙，“階級”概念卻模糊而空泛，對它所做的種種描述和界定不乏自相矛盾之處。正是這些分歧與“症候”成為我們進入曆史場景的蕪雜的小徑。階級話語在現代中國的興起是一個跨文化現象，這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闡釋與話語源頭的表述相比已經發生了偏移和轉換。為了把握這場論爭，對這種偏移的探討是必要的。
話語分析方法表明，文本的字麵差異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還需要挖掘話語場域的機製性質，探討話語主體對話語的操縱方式等等，進入深入的“語境”分析。“革命文學”論爭產生的時代的確是中國處於巨大變動中的時代，孫中山之死，五卅事件，“三·一八”事件，北伐成功，“四·一二”政變，這些重大的事件帶來的巨大希望與絕望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帶入顛蕩與蛻變的時代潮流之中。論爭者們關注著語言的政治和社會效應。“階級”話語是關於區分的話語，它導向對立和鬥爭，蘊含著巨大的政治能量，體現著論爭者強烈的權力訴求。
這場論爭席卷了創造社、太陽社、語絲社、新月社以及以《現代文化》、《再造》為陣營的國民黨文人派和不少不具有明確流派歸屬的時代青年。論爭本身是一個過程，論爭者自身的思想、態度也處於變化之中。“創造社”的“突變”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其實洞穿了“創造社”的“突變”的魯迅先生在這場論爭中又何嚐沒有變化。我們試圖將各股論爭力量的思想發展脈絡，其間的一致性和“突變”，他們與政治潮流的疏離融合處理為本書潛在的、縱向的架構。這樣，可以彌補本書橫向展開中所欠缺的縱深感，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縱向的，對於“過程”的把握可以捕捉到論爭時間流程中的強烈焦灼感和緊張感。
辨析：論爭中的“階級”表述
1.分歧與“症候”
“革命文學”論爭中，分歧與對抗是多方麵的。各種爭辯不僅發生在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矛盾、葉聖陶等人之間，也發生在創造社與太陽社之間，創造社的內部成員之間。關於階級理論與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的判斷，最基本和主要的爭論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第一，中國社會的階級對立是日漸明朗化、尖銳化，還是階級的分疆是模糊的；第二，階級的劃分和判定標準，以及無產階級文學作者由誰來承擔的問題；第三，中國工農階級的意識狀況。這三個方麵是相關的，互相之間有著滲透。他們涉及了話語主體與話語對象，在相當程度上包含了論爭圖景的大致方麵。
我們現在處的是階級單純化，尖銳化了的時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間沒有中道存在。
資本主義已經到了他的最後的一日，世界形成了兩個戰壘，一邊是資本主義的餘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邊是全世界農工大眾的聯合戰線。
這有產與無產的分法，在實際應用上，到現在已經頗有毛病。從前所統稱為有產階級的，後來就分做大和小的不同。而且，有產階級中會夾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中又夾著有產階級。
現在的現象是成了：有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有產階級亦壓迫有產階級，無產階級亦壓迫無產階級。現今在社會革命家指揮之下，無產階級的壓迫者，被編入了有產階級的壓迫者，有產階級中的一部分被壓迫者也加入了或自比於無產階級的被壓迫者。其結果，一：從此階級的分疆已經動搖而模糊了。其結果，二：此後的階級鬥爭不是有產和無產之爭，而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之爭了。在現今的社會裏，則成為：這爭鬥不僅是橫切的社會生活的階級之間的事，而是縱亙的各階級中都有著；在將來的社會裏——假使不幸而這樣，——則就脫離了一切階級之分而成為更簡單的，更明顯的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事了。
“語絲社”的甘人以“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來概括社會集團與個人之間的權力和壓製關係。他采用了“階級”的提法，但對創造社將階級提純化、本質化的論斷提出了質疑。看重煽動效果的郭沫若和成仿吾則認為社會集團向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極端發展，不允許任何中間狀態存在，這種論斷在他們的文章中缺乏任何社會學意義上的分析研究，幾乎隻是作為一個必然的不證自明的、不容許質疑的前提出現。他們看重的是他們所要推論出的結果，即知識分子（論爭對手）的立場和意識的改造，而對這個前提的論析是相當薄弱的。與之相比，“語絲社”的甘人關於階級的“模糊化”的論斷卻有著自身文化感受的支撐，因而也具有更加沉實的社會指向。“語絲”中人的視野中所看到的不僅僅是階級之間的壓迫，而且同樣看到了廣泛存在的同階級之爭。阿Q會選擇小D和王胡作為對手，而在趙太爺麵前卻本能地感到自身的卑微。更多的中國人恐怕絕少由處境和地位的相似而萌生出利益一致化的認識和要求。如果我們再聯係當時政黨之間殘酷的權力之爭及對廣大民眾、甚至是青年學生的波及，會對“創造社”這種理論的空洞化萌生出更多的警惕。魯迅就沉痛地寫到過“四一二”之後廣東青年們投書告密、助官捕人的事。我們需要追問的是：作為昔日之友、今日之敵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否是同一個階級，曾對國民黨有過信仰的互相出賣的青年們又是否屬於同一階級。在黑暗動蕩的20年代末，中國社會構成的複雜狀況與這種明朗樂觀的論調格格不入。我傾向於認為，階級理論無疑是一種具有強大解釋能力的理論，但是如同所有的理論一樣，它無法窮盡不同的社會人生的每一個方麵，任何的強調和解釋都同時意味著新的模糊和遮蔽。因此，將一種理論，尤其是一種理論的某一方麵偶像化和權威化是危險的。
關於這個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的著作的確認為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存在清晰的界限，而且根據他對經濟發展所做的描述，資本主義本身使無產階級身份普遍化，並漸漸消滅獨立經營的中間商人，這些人既不能歸入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也不屬於被雇傭者。整個社會最終都將彙聚到處於兩個極端的兩大集團周圍（後文還將論及馬克思對非生產階級所做的論述）。但是，馬克思對劃分“界限”所持的標準與中國的郭沫若、成仿吾顯然有所差別，而且這種極端化的趨勢隻是理論上的推論，是一種具有召喚性質的構想。在馬克思的時代，歐洲已經爆發過著名的無產階級運動，抗爭的工人與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存在著壓製與對抗的關係，並且抗爭成為工人階級自覺的意識，這都是真實的，可以被感知的。但是，並不是說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抗的世界就隻存在著這兩個階級。曆史發展所顯示的圖景顯然更為複雜，無論是在西歐還是在蘇聯。雖無法做出社會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理析，但可以做出的判斷是：階級在馬克思理論中處於中心地位，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沒有成為係統論述的對象。20世紀20年代，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接受、理解和宣傳是片麵的、策略性的。在中國，何時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無產階級文學論爭”的時代發展到了何種程度是尚無定論的問題，“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要求知識分子們旗幟鮮明、整齊劃一地站到的地方是否真的存在著可靠的、現代意義上的、作為實體存在的無產階級？這涉及階級的劃分標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