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始終質疑非無產階級獲得無產階級意識的可能性。他認為，真正徹底的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來做中心人物。並且，他認為隻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完成之後才可能產生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不過我對於不是工人，而可以利用工人，來組織工會，不是無產階級者，而隻教有一個自以為是無產階級的意識，不管你有幾千萬家財，有幾十乘汽車，有幾十間高大洋樓，隻教你有一個自以為是無產階級的心，你就可以變成一個無產階級者的這種理論，我是絕對否認的。”後文還將提及，在鬱達夫追述他與創造社關係的《對於社會的態度》一文中，作者以重視事件和細節的敘述對創造社“方向轉換”的敘事構成了有力的消解。
魯迅對於概念的空間化的使用始終有著自覺的抵製，他深深知道在別一種文化語境中，詞語的所指物所擁有的文化內涵往往已發生了流失和偏移。他同樣知道，如果自己襲用一個水漬一樣模糊的形狀不定的概念去反對這種模糊和隨意性的話將陷入語言的怪圈。所以，魯迅在這場論爭之中對“階級”的使用是謹慎的。直到論爭開始已經一年多以後，他才開始以質疑的方式論及“無產階級文學”。“含混地隻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是無產階級文學，至於是否以唯物史觀為依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鬥爭文學，一講鬥爭，便隻能說是最高的政治鬥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並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魯迅看重的是話語主體的目的和意圖，關心話語得以成立的一切相關物。透過魯迅的行文可以發現魯迅的絕望與冷靜，在他看來，20年代的中國其實沒有值得信賴的無產階級文學和無產階級意識，甚至也沒有“無產階級文學”論者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進一步說，在魯迅的意義上，現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和意識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然而這樣的文化和意識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具備，至少是不充分的。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並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裏呢，連“頭”也沒有，那裏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麵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裏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階級！”
魯迅向來注重實踐，厭惡空談。他從自身的現實體驗出發意識到了階級話語的構造性質。這種構造性質由於話語主體主觀的目的意圖而可能導致對真相的有意忽視，從而減弱對中國社會痼疾的診斷能力和批判力度。從創造社的話語姿態裏，魯迅感到某種具有排斥力量的唯我獨尊的氣息，他是非文學的，也是非知識分子的，也包含著被權力異化的危險。
在20年代階級話語的形成過程中包含著如此不同的聲調。20年代文壇對於知識分子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自我角色體認是不統一的。這種自我認知與對作為小資產階級對立麵的無產階級的認知是相互關聯的。對20年代中國無產階級意識狀況的判斷是，“革命文學”論爭中又一個存在著分歧與症候的地方。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革命文學”論爭中關於無產階級的陳述存在著經驗與想象的分裂。經驗性的陳述來自中國作家無法回避的現實感受，想象性的陳述主要來自馬克思具有召喚性質的階級理念。這二者之間的分裂，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意味著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不一致的狀況。
關於無產階級的否定性描述，在“人性”論者梁實秋那裏是最為明顯的：“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意並不見得體麵，據韋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一個屬於‘普羅列塔利亞’的人就是‘國家裏最下階級的國民，他是沒有資產的，他向國家服務隻是靠了生孩子’。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裏隻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梁實秋由他的“資產是文明的基礎”的觀點出發，根本否定無產階級從事文化創造的可能性，他關於無產階級的表述充滿了蔑視，把文化看作一部分人的特權，從根本上否認社會平等要求的正當性。所以，在梁實秋這裏，無產階級的意識狀況是不值一提的。
在“語絲”社那裏，對無產階級的態度顯然承繼著國民性批判的內涵。
“革命文學家以為目前惟一的文藝，隻有階級的文學，隻有提倡第四階級的文學。我國的工農群眾，誠然是處於一個很悲慘的境地，這個悲慘的境地，恐怕近來尤甚於從前了。這大多數不幸的同胞，實在是我們文學家描寫的好材料，不過還有一件在我們同情於工農階級的痛苦時所萬不能忘記的，就是幾千年我們不肖的祖宗所遺留累積於我們的民族底惡劣的根性與思想。中國之所以陷於近來這樣的一個混亂可怕的境遇裏，固然也是社會製度的罪惡，而使這個混亂盡量發揮它的罪惡與延長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底壽命的，就不能不說是我們祖傳的凶殘卑劣，懶惰貪婪的劣根性，以及布滿於一般民眾的升官發財的思想了。”這裏，作者強調了民眾擺脫奴役關係、進行反抗的艱難性。他感到的是文化舊債對於中國民眾的強大壓力。民眾的思想性格仍然是封建時代的延續。底層民眾由於這樣的文化重負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生長出自覺的反抗意識，產生徹底革命的意願，轉變成一個最光明進步的階層，作者並沒有“革命文學”論者的樂觀。
在“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那裏，對於無產階級的表述以兩種麵貌呈現出來。關於無產階級意識落後的表達在倡導者中並不鮮見，但是構成倡導者的話語特色的是他們對無產階級天然具有先進性的信仰，他們將無產階級一時的落後的原因歸結於支配階級的意識對新興階級的麻醉。這樣一段話是頗有代表性的：
我們現在的無產者大多數還沒有獲得無產者應有的社會認識，這是事實，因為我們的無產者一方麵為“無知”所苦，他方麵還受傳統思想的麻醉太深，正鬧著“死的纏住活的”的悲劇。但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尤其是他的先鋒，因為他的社會關係上的特性，自有他的透徹的社會認識，這是布爾喬亞於小布爾喬亞所容易看過的。
關於無產階級意識狀況上這種經驗與信念的裂痕，後期創造社很具理論色彩的李初梨試圖用“自然生長性”和“目的意識性”來加以彌合。他在《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一文中認為，無產階級最初的覺醒是自然生長的，他們還不能意識到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於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無產階級徹底的覺醒需要支配階級中分離出來投身於革命的，“即手中掌握著未來的階級”，“理論地能夠了解全曆史運動底布爾喬亞思想家的一部分”把“意識的需要”帶到無產階級中去。李初梨的立論基礎是無產階級的生活過程隻局限於所謂的物質生產過程，而智識階級廣泛生活於政治過程及意識過程。因此需要“革命的智識階級”的參加，“從外部”“注入”“戰鬥的唯物論及全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主義的意識”，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目的意識性。李初梨這個理論的特色在於他在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建立了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知識分子傾向於革命的過程就是無產階級化的過程，而無產階級接受目的意識的過程類似於一個被啟蒙的過程。通過這種方式，轉換方向的知識分子將在革命的隊伍中獲得一席之地，因為知識分子參與了無產階級進步性的塑造。
在這場論爭的相關文本中，筆者基本上沒有找到對中國無產階級“社會關係上的特性”的詳細分析，論爭者致力的不是對無產階級進行社會學的分析，而是關心在中國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構築何種關係才能使為數眾多的工農勞動者在呼喚到來的政治革命中釋放出最多的革命能量。“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對無產階級的認識不是經驗性的，而是價值觀的。這種關於無產階級的認識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展趨向的推斷有關。馬克思深信工人階級將會發現自己受剝削的處境，進而意識到他們需要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相關的剝削製度，完成自我的解放，這是曆史的必然。因此，無產階級在馬克思的預言中是人類社會最進步的也是最後的階級。
通過對“革命文學”論爭中關於階級的不同表述的整理，可以發現20年代末階級話語形成過程中的複雜性。複雜性不僅體現在不同論爭力量在同一觀點和立場上的差異，也體現在同一個話語主體的陳述中的悖論和裂痕。這樣的複雜性不僅來自現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張力，也來自論爭者為維持文學生態環境平衡所進行的有意識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