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階級”的現代意義
文學領域中階級語彙的大量湧現開始於革命文學論爭，但需要說明的是，“階級”一詞在現代中國的頻繁使用開始於政治領域，開始於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社會分析和政治宣傳。後文還將提及，政治力量直接介入了這場論爭。職業政治家和文學家的階級表述又具有內涵和外延上的一些差別，例如，在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文件中就沒有那麼集中鮮明的對於階級意識的重視。限於題目，我不打算再清理其間的關係，隻是想借此說明，直到革命文學論爭，中國的“階級”話語仍然處於構造過程中，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未完成狀態。因此，關於“階級”的種種陳述是不免含混、抵觸的，以上的內容我所極力想呈現的也就是這種處於過程中的複雜。因此，想對這場論爭中的關於階級的認識做一個概括也是困難的。隻有在諸種合力相互作用後所顯現的大致趨向這樣的意義上，才可以勉強談及論爭中“階級”的現代意義。所謂現代，是與古典相對的，“階級”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詞彙，它在中國現代的意義獲得是中外文化碰撞的結果。
劉禾將“階級”一詞劃為“回歸的書寫形式外來詞”。“回歸的書寫形式外來詞指的是這樣一些古漢語複合詞，他們被日語用來翻譯歐洲的現代詞語，又被重新引入現代漢語。”作者整理了“階級”一詞在古漢語中的幾種用法：
一、唐陸龜蒙《野廟碑》：“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指台階。二、漢王符《潛夫論·班祿》：“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階級衰殺”，指尊卑上下的等級。三、《舊唐書·高宗紀上》：“佐命功臣子孫及大將軍府僚佐已下今見存者，賜階級有差，量才處分”，指官的品位，等級。四、《朱子語類》卷一〇一：“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謂階級，段落。
從以上所舉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古漢語中，“階”和“級”兩個詞是並列的，含義幾乎完全等同。“階級”獲得社會上按利益劃分的集團這樣的新含義在中國和日本都是直到19世紀末的文獻中才被發現，這種新的意義是在開始研究社會問題時才被賦予的。根據德國學者李博的考察，1893年日本出版的《現時之社會主義》-書中使用了“階級”這一術語，將“生活奢華的階級”與“饑餓的階級”對立起來。而1899年，梁啟超在題為《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的文章中論及“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的現象。同年，在《論強權》一文中，梁啟超說：“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動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尚未去。”將男人與女人的對立和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相並列，顯示出梁啟超的劃分標準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還殘留著古典時代“尊卑等級”的含義，但是其創新的地方就在於梁啟超是以強烈的社會批判色彩談及這種區分的，指向某種變革要求。“階級”真正具有由於社會生產關係而導致的經濟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樣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含義是在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李大釗等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原著之後。據筆者了解，到“革命文學”論爭，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至少有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戴季陶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解說》，李季翻譯的《德國馬克思原著·價值價格及利潤》，何菘齡譯《唯物史觀中所謂“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的意義》，蔣光赤譯《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戴季陶、胡漢民譯《資本論解說》等等。這些是在中國翻譯發表或出版了的，還有通過別的途徑接受的，如郭沫若、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擁有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的現代“階級”觀念與中國古代“階級”一詞的含義相比，其現代意義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1）以一種進步的曆史觀代替了循環的穩固的曆史觀，為現代中國的變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在上文所舉的幾個例子中，“台階”和“階級”是“階級”的自然義，“官級”和“尊卑等級”都意指不可逾越的上下秩序。在古代，“階級”一詞本身不含有變革要求。相反，它維護這種既存秩序。中國的曆史敘述中常常提及古代被壓迫者的反抗要求，將之稱作樸素的階級觀念。例如，我們熟知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宣言。對比現代階級觀，差異是明顯的。在樸素的階級觀念那裏，它意味著彼可取而代之的替換的可能，從而導向的是沒有進步的、循環往複的曆史圖景。在現代的階級觀念中，階級鬥爭被描述成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抗爭，這種抗爭根本上是由生產關係的不合理引起的，因此反抗意味著推翻不合理的社會製度、解放生產力，因而符合曆史進步的方向。在更狹義的階級理論中，在工業社會內部，無產階級的反抗使命是由他本身的特性所賦予的，無產階級革命後，無產階級將擺脫異化處境，進入自由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到達人類進化的最高階段。
（2）現代階級觀念顛覆了傳統階級話語中的等級秩序。現代語境中階級話語的價值秩序不再以古典時代既成的身份地位為標準，與前述進化的曆史觀相應，無產階級作為資產階級掘墓人的曆史角色使其處於進化鏈條上最為重要的位置，代表著最為光明和進步的曆史傾向，因而也意味著在階級話語秩序中擁有最高的價值。在現代中國，由於階級話語沾染了濃厚的意誌化和道德化的色彩，使得中國的階級話語秩序偏離了經典馬克思主義，但是卻非常穩固。
語境：“階級”話語得以呈現的因素
要想僅僅從論爭文字本身來把握“革命文學”論爭是困難的，從學術規範和專業立場的角度來評議這場論爭會不得要領。作為一場“論爭”，它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普及。話語的運作方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著話語的性質與效果。這不僅僅是一場文化事件，話語主體往往身兼文學家、批評家、革命家幾重身份，在一個政治風雲變幻的年代，他們在努力捕捉時代興奮點的同時必須使自己的生存空間更具有彈性。知識分子與社會、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處於新的調整之中。在探尋“革命文學”論爭背景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其間文化邏輯、商業邏輯和權利邏輯的交織。進行語境分析將更能觸摸到過往時間的真實質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釋上文中所提及的哪些分歧和悖論。福柯有言：“明顯話語隻是它沒有說出的東西的逼迫出場；而這個沒有說出的東西又是從內部消蝕所有已說出的東西的空洞。”
1.鬱達夫的“態度”
鬱達夫的存在對於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具有一種反諷的效果，這位在1923年最早拋出了《在文學上的階級鬥爭》的創造社鬥士最終沒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革命文學”論爭中，他被指責為“有產派”、“反動”，被逐出了“革命”陣營，而他自己對號稱已經“劇變”了的創造社人亦表示了深深的懷疑，懷疑小資產階級作家獲得無產階級意識的可能性。他的《對於社會的態度》一文無論在寫作的方式還是所持的觀點和態度上都對創造社權威性的敘述構成了有力的消解。這篇文章之所以獨特和有力主要在於作者采取了一種追求事實與細節的方式來彰顯“無產階級文學”倡導者在理論與現實行為之間的分裂，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另一扇窗口。
在鬱達夫關於自己脫離創造社的解釋中，有兩件事涉及了當時創造社人複雜的政治處境和相關的應對策略，這種行為方式在鬱達夫看來顯然有違他們所表白的對於無產階級的信念。第一件事是創造社出版部被查辦。“我的要和創造社脫離關係，就是因為對那些軍閥官僚太看不過了，在《洪水》上發表了幾篇《廣州事情》及《在方向轉換的途中》等文字的原因。當時的幾位老友，都還在政府下任職，以為我在誹謗朝廷，不該做如此的文章。後來又有幾位日本‘文藝戰線，的記者來上海，我又為他們寫了一篇更明顯的’訴諸日本無產階級，的文章，這些文字，本來是盡人欲說的照例的話。而幾位老友，都以為我說得太過火了。”創造社出版部被查後，成仿吾對鬱達夫說了這幾句話：“這都是你的不是。因為你做了那種文章，致使創造社受了這樣的驚慌與損失！那紙上的空文，有什麼用處呢？以後還是不做的好！”第二件事是魯迅也提及的“請律師”。“而最可笑者，卻有最近的一個名《青年戰線》的刊物上，還在大大的登載，說他們是共產黨的機關，說他們是在替第三國際宣傳主義，致弄得他們搬地方請律師，亂得一塌糊塗。”從鬱達夫的“紙上空文”到成仿吾等人極力鼓吹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很難說在立場和基本觀念上有多麼大的不同。也許隻是鬱達夫的文字更有現實針對性，成仿吾則更強調意識煽動性。而且後者將文學用作中間的媒介，使強烈直接的政治色彩得以稀釋。既然要避免“驚慌與損失”，便很難說不是“紙上的空文”。成仿吾對鬱達夫的批評與對自己的批評用的不是同一尺度，所以鬱達夫所說的“在政府下任職”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件事發生在創造社的“第三期”，即是李初梨所說的社會的客觀條件完全變了，他們的革命要求已經由“自然生長”變成了“目的意識”的時候。鬱達夫認為創造社人沒有做共產黨的膽量有一點失察。因為創造社的激進傾向較早引起了共產黨的重視，1928年初，郭沫若邀請共產黨員李一氓和陽翰笙加入了創造社，並和潘漢年共同組成了創造社內的黨小組，後期創造社的主要成員也是在回國之後就先後加入了黨組織。所以，林偉民認為“創造社名義上尚是一個‘同人文學社團’，其實內涵早已銳變，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文化組織。創造社完成‘方向轉換’，除本身主觀思想傾向外，主要是與黨的領導和幫助相關”。但是因為“四一二”之後的白色恐怖，創造社人顯然不能公開承認自己的身份，所以會有搬地方、請律師的行動。仍然是以知識分子身份出現的無產階級代言人形象，一方麵維持了話語方麵的進步姿態，另一方麵，更為重要的是為現實生存提供了庇護。在鬱達夫看來，這顯然是因為真理與策略的分離而顯示出信仰的不純粹和不堅定。因此，鬱達夫堅決否定成仿吾、郭沫若等人的無產階級代言人身份，認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獲得青年的崇拜”，“在文壇上作一個墨索利尼”，“作一個專賣機關”。憑心而論，鬱達夫對其主體意圖的這種懷疑是有合理之處的。
2.論爭與文學場域疆界的分化
“革命文學”論爭的一個現實結果是它促成了文壇的分化和重組。從文學場的視角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分化和重組的過程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從創造社最初想聯合魯迅後來黑心而批判魯迅說起。
魯迅本來有聯合創造社的打算。1926年，他曾向許廣平說過：“其實我也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在魯迅眼中，創造社是革命的，可以進行合作，但他到廣州以後，創造社成員已經分散。等到1927年底，魯迅與創造社成員都到達上海後，鄭伯奇、蔣光慈和段可情拜訪魯迅，提出恢複《創造周報》，讓魯迅做撰述員的請求後，魯迅答應了。但是後來合作計劃破產，主要原因在於成仿吾和他邀約回國的五位新人另有計劃。已有研究者詳細清理過當時的情況。“1927年10月上旬，成仿吾赴日本邀約五位新人回國參加後期創造社工作。馮乃超當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社會學科攻讀美術史專業，成仿吾先到東京找他商談，擬訂開展戲劇運動，籌備寫劇本搞演出的計劃，後又到京都找李初梨他們商談。當時，李初梨已從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德國文學科轉到哲學科，李鐵聲則在經濟科，他們覺得單搞戲劇運動不合時宜，便請馮乃超到京都來商談今後活動的方針大計。經過認真討論，成仿吾與他們五人一致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後，當務之急是宣傳馬列主義理論，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並擬創辦一個理論批判刊物進行鼓吹。”在後來郭沫若的回憶中，後期成員對聯合魯迅反應冷淡，為了防止社分裂，隻有按照成仿吾和五人的計劃做。但是從不聯合到批判，這中間又包含著多少值得揣摩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