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麵這段不厭其煩的引述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後期成員的學術背景，二是他們對於“當務之急”的判斷。應該說這個判斷是適應社會需求和讀者心理的。五卅，大革命，中國進入了又一個動蕩期和調整期。處於調整期、處於亢奮和迷惑中的進步青年有著解釋時代社會的心理需求。張靜廬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回憶過：“在我們主持下的光華書局，不免偏彼一時於文藝書籍，然而在大革命時代，社會科學書的需求超過文藝書。”而後來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也的確吸引了讀者。“查禁書籍的法令，在當時並不十分嚴厲。文藝作家們正在大談其普羅文藝。姚蓬子主編的《萌芽》，蔣光慈主編的《拓荒者》，魯迅主編的《奔流》，鬱達夫主編的《大眾文藝》等雜誌都有廣大的讀者群。”後期成員的判斷包含著可以承受並且把握時代風尚的確信。而他們的知識素養又為從社會科學而不是純文學的角度進入文壇提供了支撐。從文學場域的視角來看，後期成員以挑戰的姿態進入文壇，在衝突和競爭中拓展著場域內的分界，更改著文學場的規則，進行著新的文學形象的規劃和塑造。
後期創造社對時代空氣的敏感把握影響著他們在文壇上的自我形象塑造。相對於語絲社、新月派來說，創造社成員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參加了大革命。革命的經曆和革命者身份無疑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資源。作為革命中的風雲人物，在文壇上可以產生別樣的號召力。對於後期成員來講，他們必須把握這種“象征資本”給他們帶來的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以罵倒一切的革命者形象出現是合乎邏輯的。況且，挑戰、“打架”也是創造社一以貫之的行為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以弱者、被壓迫者的形象出現，通過向權威挑戰獲得讀者的同情和支持，從文壇邊緣進入中心。“革命文學”論爭前創造社的軌跡是有著這樣的傾向的。1928年，階級理論成為一種武器，“論爭”、“攻擊”是階級話語的運作方式。
創造社和太陽社利用階級理念中關於“進步”和“反動”的修辭來完成對文壇的區分，在20年代末的中國文壇展開了一場話語實踐。郭沫若對魯迅的揭示曾有過這樣的反駁：“藝術之宮‘的把守者的’攻擊，和‘革命者’的攻擊，意義是兩樣的。”“攻擊‘這個字在一般人是很忌避的。大抵被批評者總愛把’攻擊‘這個字樣去鑒定批評家，而批評家總兢兢於要辯護，說’我不是攻擊‘。但在我們現在看來，凡是站在不同的階級的立場上所施行的戰鬥的批評，實質上就是’攻擊‘。所以’攻擊‘在我們現在的立場說來是批評的要素。’攻擊‘是美名，’攻擊是無須乎忌避的。”於是站在自己賦予的無產階級立場上賦予了“攻擊”以合理性，判定魯迅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封建餘孽、沒落者、棒喝主義者……
激烈的“攻擊”和奮起的應戰確實使20年代末的中國文壇沸騰了起來。不管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階級理論有多麼偏頗，他們的“攻擊”方式又是多麼離譜，“階級”理念仍然借著這“攻擊”和應對擴大了社會影響。《文化批判》和《洪水》都收到了大量來自讀者的反饋信息，並給予回複和登載。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語絲》那裏。承受著刊物的熱賣，創造社的“象征資本”已經轉化為現實收益。隨著“無產階級文學”話語日益獲得強大的支配力量，倡導者也逐漸躋身文壇的顯著位置。魯迅說：“社會停滯著，文學決不能獨自飛躍，若在這停滯的社會裏居然滋長了，那倒是為社會所容，已經離開革命，其結果，不過多賣幾本刊物，或在大商店的刊物上掙得接載稿子的機會罷了。”點明了話語運作之中商業邏輯、政治邏輯和文化邏輯的絞纏。
文壇是一個充滿競爭性的空間。從“革命文學”論爭來看，除了對語絲、新月不同話語傾向的排斥和“攻擊”之外，競爭也產生在創造社和太陽社之間，以致創造社的前後期成員之間。一般文學史敘述將之稱為“革命文學”命名權的爭奪。“文學競爭的中心焦點是文學合法性的壟斷，也就是說，尤其是權威話語權利的壟斷。”在這種爭奪中，命名權的爭奪是焦點中的焦點，李初梨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中雖然提出創造社作為“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轉折的代表，但是他強調了創造社前期成員的倡導隻是“自然生長”性的，有“目的意識”的革命文學是後期成員加入後才具有的，因此真正的革命文學從1928年開始。錢杏邨在《關於〈現代中國文學〉》中則據理力爭蔣光慈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的發表早於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是“革命文學”提倡的真正起源。
通過以論爭方式展開的一係列競爭和衝突，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壇空間。這場論爭中，創造社和太陽社的行為方式不無對政治鬥爭方式的模仿。“五四”時代所開啟的有相對思想自由的氛圍消失了。盡管也存在著魯迅、鬱達夫等人對文學作品和理論翻譯的強調，但是，作家主體的政治立場和態度成為競爭中重要的因素。以“階級”為工具進行“攻擊”是20年代末的文壇最具影響力的行為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中很難說“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的立足點究竟在“階級”還是“文學”。魯迅曾說：“中國的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者，我想，那病根並不在‘以文藝為階級鬥爭的武器’，而在‘借階級鬥爭為文藝的武器’，在‘無產者文學’這旗幟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鬥的人，試看去年的新書廣告，幾乎沒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學，批評家又但將辯護當作‘清算’，就是，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有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於文學和鬥爭兩方麵都少關係了。”這可以作為最好的說明。
3.政治力量的介入
政治力量對“革命文學”論爭的介入不僅僅在於創造社和太陽社成為了共產黨的革命文化組織，不僅僅在於黨中央用組織形式終止了論爭，從深層來看更在於黨的決策影響甚至決定著階級話語的表述。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對曆史責任的政治判斷直接影響了“革命文學”論爭中知識分子對自身的認知。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決議案》中稱：“當時這一部分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僅僅受著最初一時期的革命高潮的衝動，並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煉，並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並且是站在工人貧民的階級鬥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於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裏來。”在這樣的決議中，中國共產黨將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歸結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狹隘和動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認為是沒有資格成為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這些由知識者轉化為革命者的人在革命浪潮退去之後不再被信任。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各種論爭力量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這種判斷。1928年《文化批判》上的一篇文章幾乎是中央決議的翻版：“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無可懷疑的真理。1927年中國革命的失敗，固然有它客觀的原因，而普羅列搭利亞特自己陣營中的假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思想者，實在應該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因為這些假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思想者，他們的腦筋根本沒有受過正確的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洗禮，往往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表現出他們那些傳統的自私，虛榮，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行動來。”在“把自己再否定一遍”的呼聲中不無真誠的懺悔。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列舉出的小資產階級的惡劣根性包括多疑、徘徊遊躕、享樂、幻想、頹廢、投機等。何大白的“文藝時評”中有一小節就叫“知識階級的痼疾”，針對的是論爭中的現象，同樣要求知識分子階級接受批評並且自我清算。
李何林在1929年收集論爭資料而編排的《中國文藝論戰》中將馮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不分派別地排在最前麵是有意味的。他說：“在編排的時候，我覺得畫室的《革命與知識階級》，對於這一次中國文藝界所起的波動以及知識階級在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上所處的地位，都下一個持平而中肯的論判，實在是一篇這一次論戰的很公正的結語；現在就把這一篇不分派別的排在前麵，作為這個論戰的導言或者結論，以介紹給讀者——雖然有人說畫室是與語絲派，一般人頗接近的。”程凱認為，馮雪峰在撰寫這篇文章時采用了一種“擬政治權威”的姿態。“所謂‘擬政治權威’是指作者作為一個有共產黨員身份的作家，雖然未經授權，但感到有責任站在他理解的革命政黨的立場上對文藝界的論戰進行裁判。”馮雪峰認為，知識階級在構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隻能將知識階級看作“追隨者”。他對創造社的判斷也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的，認為創造社傾向革命是好事，但是論爭中顯示出的狹小的團體主義精神是不利於革命的。馮雪峰明確以“革命的策略”來要求知識階級的行為和思想。顯然，馮雪峰的批判所借助的理論資源是來自共產黨政策。
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追隨革命的過程中，強有力的政治決策逐漸內化為知識分子的思考。看到“革命文學”論爭中知識者指向自身階層的強烈的批判和否定，就能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是怎樣主動參與了持續不斷的“思想改造”。
4.階級話語與一元價值
前文提及，階級話語是關於區分的話語。被區分出的階級負載著鮮明的價值意義。這種區分由馬克思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述所決定，先進階級是符合曆史進化規律的階級，因此先進階級的價值理念應該處於支配地位。階級理念的價值觀是一元的。關於這點，劉小楓在對比韋伯和馬克思在處理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的不同方式時指出：“馬克思把階級的鬥爭理念引入價值多神的競爭狀態，先進階級所持有的價值——意義理念（世界觀）應該而且必然地將在競爭中占支配地位。因此，馬克思的‘主義’論述的社會理論以無產階級的價值理念為正當性依據，以‘進步’、‘反動’的修辭在信仰競爭中占取理念霸權。這樣一來，價值多神狀況不僅變成社會集團和階級的生死衝突的場所，而且，多神狀況必須被曆史地解決，重新回複到價值——意義的一神狀態。”
20年代中國的階級話語不僅在價值——意義理念上承襲了一元化的模式，而且將之擴展到生活風格等方麵，最終反而將生活方式、生命態度等又作為階級劃分的標簽，對區分出的反動階級施以排斥和攻擊。階級話語由此顯示出它強大的排斥功能。在“革命文學”論爭中，一些普遍性的觀念和原則被貼上階級標簽加以拋棄。例如，人道主義被視為對反動階級的妥協，民主被視為沒有立場地替資產階級說話等等。這種一元價值結構成為要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立場轉換和思想改造的根本動力。中國知識分子的隊伍分化也由此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