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結的追問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對20世紀中國產生的重大影響即使對於當下中國人來說也不僅僅是一個知識性的問題，而是滲透在每個人的行為方式和深層心理之中。這種影響因為20世紀末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理論的衝擊而有所消解和遮蔽。今日，當我們麵對這樣一個宏闊的命題，會感覺到曆史場景中那些階級理論的倡導者和試圖抵擋者的種種目的和意圖變得模糊、隔膜和難以索引。在論文即將結束時，需要提出我們試圖解決而仍然難以進入的問題，希望在對困惑的追問中再次接近話語的生成空間。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階級理論中強烈的唯意誌論的色彩的產生和影響。李博將之解釋為馬克思理論中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衝突。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和毛澤東那裏都明顯地偏向階級鬥爭一邊。因為“若是李大釗寄希望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然力，他可預見到中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時機成熟之前還必須經曆一個較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唯有相信自覺政治行為的創造力，他才能看到盡快將中國從落後和社會苦難中解放出來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是有合理性的，它的闡釋指向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實踐。“革命文學”論爭作為中國革命落潮時的有意識煽動是否沿襲和強化了這種傾向？這種思路包含的一個問題是：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他的整個理論體係提供了實證性的基礎，而中國的階級理論從這一端的有意偏離將會導致中國階級語彙中的所指的變化。中國的階級話語形成的動力似乎更在於不同群體在中國社會革命中所能發揮的功能。因此，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在中國成為了一場旨在導致社會躍進的以底層勞動者為主要倚恃力量的政黨奪權運動。
另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是，“革命文學”論爭中知識分子自我定位於小資產階級並進行自我批判的理論資源和心理動因。豐富的小資產階級話語是中國階級話語的重要特色，小資產階級話語也是與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緊密相關的話語。在李大釗要求知識分子做革命的前驅，民眾為革命的後盾的呼喚中，知識分子尚處於先進階層的位置。“革命文學”論爭明顯構成了重要的轉折。但是，這種轉折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內在和外在的原因是什麼？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和第二個十年之交的轉折從階級話語的角度如何解釋？我們不想用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獨立的批判傳統這樣普遍適用的結論來加以解釋，而是希望找到更加曆史化的原因。但是，此處所完成的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以為能夠呈現不同論爭派別在曆史轉換期中思想變化的過程，但尚沒有能恰當地呈現出這種過程感，也隻有留待日後去完善了。
20世紀中國的階級話語的形成和運作是複雜和重要的問題。鑒於研究現狀，對於“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階級話語我難以作出總結性的判斷和評價，隻希望我的初步觸及能夠提示出一個極具研究力的思想空間。
第四節 “大眾”：如何建構？如何流變？——以《大眾文藝》為例
在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理論流行之前，“大眾”一直屬於中國文學的左翼，並且借助左翼文化的國家領導地位，幾乎成了決定文學導向的核心語彙。
但是，回到世界文學的語彙之中，或者回到中國現代文學30年的曆史過程，左翼文學現象卻不是文學陣營的主流，就像“大眾”具有多樣性的內涵一樣，應當說，後來“大眾”意義經過了左翼文化的特別的建構，呈現出了一個值得認真總結的詞語流變史。這其中，《大眾文藝》所起到的作用頗有觀察的價值。
“左聯”成立後，很快設立了文藝大眾化研究會，並在1931年“左聯”執委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將“文學的大眾化”作為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個重大問題”。左聯成立的同時，《大眾文藝》以其流變發展的現代性品格，成為那時最早的一份黨刊。配合左聯行動，它及時地發表了“文藝大眾化座談會”討論記錄以及包括魯迅在內的左聯作家的應征理論文章。1932年7月《北鬥》第2卷又發表了周揚、鄭伯奇、田漢等文藝界人士討論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文章。直到40年代，《大眾文藝》仍然活躍在陝甘寧邊區。1942年5月，毛澤東的《講話》以解決文藝為群眾及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為中心，規定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從此，“大眾”問題的討論基本結束。下麵我們以30年代《大眾文藝，》雜誌為載體，旨在梳理考論《大眾文藝》創辦期間，“大眾”話語流變、轉型、討論、發展的曆程，考察“大眾”之於左翼語境的意義、價值、作用。
“大眾”話語的產生與流變
1.“大眾”的現代性意義
在西方文化理論研究領域，與“大眾”相對應的是mass culture和popularculture兩個詞。“民眾”也與“大眾”同義。歌德所認為的“民眾”，“通常是指沒有教養但又可培育的眾人，指處在文明初級階段的整個民族，或指整個文明民族中的一部分人，即下層人民和兒童”。一般西方人認為，“大眾”指19世紀後半期伴隨英國工業化和都市化進程出現的新名詞，通常指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階級和中下層民眾，帶有“烏合之眾”的貶義色彩，以示此種群體對於精英文化具有永久性的威脅。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大眾”和“精英”是相對的概念。毋庸置疑，最初使用這個詞的人，是站在貴族立場，以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目的，對“大眾”充滿了鄙棄。但在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術語範疇中，“大眾”則是指隨著產業（尤其是傳播媒介產業）高度發達而出現的無組織的眾多人的集合體，包括消費者群、大眾傳播的受眾、承擔輿論的公眾。
總體上說，西方對“大眾”的批判要更甚一些。早在19世紀，卡萊爾從消極的角度理解“大眾”，認為大眾是群峰，是“壓倒大多數的魔鬼子民”，是“容易欺騙、容易收買、容易酗酒和胡言亂語”的人。哲學家尼采也對“大眾”做過否定性闡述，認為大眾是容易受騙、反複無常、群體偏見、興趣和習性低級的庸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對“大眾”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他們認為，大眾或群眾，在文化上是消極被動的，他們被現代社會所同化，異化成為單麵性的缺乏批判性意識的人，他們的特點就是對社會現狀和文化的接受和順從。著名哲學家斯貝爾斯對“大眾”也持有相同看法。他明確指出，“大眾”的特征就是衝動性、易受惑性、偏執性、易變性。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些西方文化學者對這種否定“大眾”的看法提出了反駁意見。英國的理論家威廉姆斯、菲斯克、湯普森等，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確指出，文化意義上的大眾不是純粹消極的文化接受者，不是完全被社會所同化的同質性的人，他們在文化發展和文化活動中具有一定的積極能動性。在對社會的關係上，他們是集體對抗性的主體；在結構構成上，是流動的主體。他們不僅接受現代文化，而且在現代文化的創造和發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