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眾”現代意義的轉換經由白井喬二完成，他是從古代佛教僧侶的含義中生發出的民眾之意。我們從尾崎秀樹所著的《大眾文藝》看到“大眾”與宗教古義之間存在著最原始的關係：“大眾‘二字相當於梵語的’僧迦‘、’摩訶僧‘意指三個以上的僧侶集中在一起的場合……即便是今天，禪宗仍然把僧堂僧人叫做大眾。可見起初大眾並沒有’民眾，庶民這種意思。”由此可見，最初的“大眾”，意指僧侶們集中的場合，並未涉及“平民”、“民眾”等現代性涵義。之後，白井喬二將“大眾”涵義擴大化、明確化，既脫離了宗教的某種限製，又汲取了宗教場合這一帶有民眾聚合的意指，創建了“大眾”的現代意義。在白井喬二的隨筆《文學者的發言》的卷首，可確定“大眾”一詞在日本的起源：“我把‘大眾’二字作為新造詞帶給人寰至少已經有二十幾個年頭了。當時辭典並無此詞，我在語言學界的機關雜誌上確實曾經作過兩三次介紹，但文壇方麵卻一無所知。我本人一直沒有透露過此事，將來也不想做任何評說。”白井喬二還在1966年的演講記錄《我和大眾文學的今昔》中談到運用“大眾”一詞的初衷：“最初，我們投稿於由芥川龍之介和菊池寬任主編的春陽堂的《新小說》，當時稱為‘讀物文藝’。關東大地震後，出版發行了12卷‘讀物文藝’，但反響不大。之後，博文館在雜誌的目錄上方醒目地寫到：‘看，大眾文藝的壯觀。’以此為契機，大眾文藝一詞被廣泛運用開來。我所提倡的‘大眾’與民眾同意，與佛教中‘僧侶’之意是完全不同的。當時‘大眾’一詞在字典中是查不到的。”尾崎秀樹在《大眾文藝》中也曾談道：“大眾‘一旦脫離了’僧侶的意思之後，用作people也好，用作popular、mass也好，都無傷大雅，因為詞彙本來就是活的。”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大眾”一詞伴隨著佛教傳入日本及世界，又在一批“大眾”學者手中完成了“大眾”的現代理念與實踐意義的文化轉換。
2.中國“大眾”理念的崛起流變
現代中國是如何認識、理解、完善、建構了本土意義上的“大眾”概念呢？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大眾”起始於“大眾”與文學的首次結合，即《大眾文藝》經由日本“大眾小說”創造了“大眾”這一名詞。其實不然。中國古代早已有“大眾”一說，且“大眾”在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地位，也經曆過複雜而有層次變化的過程。《辭海》、《漢語大辭典簡編》對“大眾”一詞的解釋，均指對軍役與夫役的總稱，後泛指民眾，含有“群”之意。主要指涉數量上的多寡，而沒有階層或地位的劃分，更沒把它作為一種批評話語使用。晚清林紓說他翻譯西洋小說“非巧於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眾一號”。如果我們想考證“大眾”作為一種身份象征的符號，進入新文學家視野的曆史時期，可能要從晚清梁啟超的《新民說》算起。《新民說》中，“民”作為傳統名詞獲得了現代性的文化內涵，具有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公民”與“國民”之意義……在此基礎上，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又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說”，進而產生了“新小說”創作模式，期望以此啟蒙廣大民眾適應新的政治社會秩序發展。辛亥革命時期，“國民”獲得至高無上之地位，一種現代化的群體意識，在新的意識形態潛流和思想革命啟蒙潮流中慢慢崛起。“國民是辛亥革命時期進步文學作者個體生命價值的自我確認。人不再是奴隸，他作為國民而存在。”
早在“五四”時期，新文藝運動一開始，就從本質上反映著大眾要求。那時，占大多數的民眾首先成為新文學先驅者啟蒙的對象，無形中構築了貴族與平民意識相對立的二元思維模式。在原有的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二元對立模式基礎上，胡適首先打破舊的話語模式，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雖然胡適並未明確以“大眾”為主體指稱，但在其代表作《文學改良芻議》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對白話文的提倡，已經名正言順地把民眾的言說方式指歸為主導方式。之後，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文學要從貴族走向大眾，要推倒舊式的傳統的“貴族文學”，建立新式的通俗的“國民文學”，將胡適提倡“大眾”文學的形式問題轉向文學內容方麵。再之後，周作人進一步於1918年提出了“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口號，倡導新型“國民”意義上的人類文學意識。“平民文學”突出強調的其實並不在於文學，而在於“平民”意識、“平民”精神，即“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通的思想與事實”。“我們說貴族的平民的，並非說這種文學是專做給貴族或平民看，專講貴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貴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過說文學的精神的區別，指他普遍與否、真摯與否的區別”，“平民文學應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既不坐在上麵，自命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風，頌揚英雄豪傑，隻自認為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混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平民文學所說，是在研究全體的人的生活”。文學不僅要表達人性，更重要的是要表達一種“平民”的人性意識。周作人明確強調，“平民文學”不是以通俗為目的，不要求讓所有平民立刻都讀懂，也不是認同平民的思想趣味，而是要提升他們的思想。縱然從當時《新青年》的發行量看，這些倡導與實踐並沒有真正實現他們“平民”意識的確立願望，相反卻建立了一套西化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但是，周作人“歸結到個人的文學，也就是現代的人類的文學”的“平民文學”的立場指向，提倡的是普遍的、誠摯的文學，以個體本位思想保持新文學的“平民”取向，開創了一條相對於“精英”意識而存在的“平民”意識取向，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一種民間化的非主流文化立場。從文學角度而言，它與以往的貴族文學相悖，也和當時的都市市民商業意識一鴛鴦蝴蝶派文學意識，形成了並不鮮明卻相互對峙的轉型局麵。
1921-1922年，朱自清、俞平伯等文研會成員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對“民眾文學”的倡導，可以說是對新文學內容的獨特反思。這時的知識分子意識到，文學與文化的變革對於“民眾”來說似乎還很遙遠，他們所擁有的依然是奴隸性小說戲曲文本。因此，這一運動首先應以搜集、整理民間文學和創造新的“民眾”文學為目的。同時，他們表達了一種共識：既然中國文學已被曆代文人弄糟，新文學自然應該取自西洋文學，但若能把真正的民眾文學發掘出來，無疑是新文學建設的另一個資源。這一主張首先肯定了“精英”文學和“民眾”文學二者存在的合理性。其次，“民眾”文學是對新文壇出現的少數人文學的一種矯正，並不是要實現全體民眾化的文學。朱自清也認為還不到全體民眾化的那一天。對於朱自清的“民眾”所包含的鄉間農夫農婦、城市下層和小市民階層意指，他曾特意解釋：使用“民眾”一詞，“並沒有輕視民眾底意味，更沒有侮辱他們底意思”，“從嚴格的理論上講我們也正是一種民眾”，“但決不比他們尊貴些”。這裏的“民眾”已經鮮明地從“意識”上升到一個帶有文化內涵性質的高度。知識分子站在啟蒙立場，擔起了建構民族國家話語的曆史重任。這說明，創建一種與“精英”文學話語相輔相成的“民眾”文學話語，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的必然。於是，“民眾”文學裏，自然多了一些國家話語意味的承擔，少了一些民間化與非文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