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眾文藝》與“大眾”定性
從20年代前期開始，隨著時代境遇的惡化，知識分子身份、角色、功能、立場的變化，“民眾”的文化意義也在不斷置換中再度轉型。1923年，“大眾”以一種政治姿態被少數人關注：“（一）‘大眾’這個字眼太紅，要不得，若是談起這個來當容易使文人有摸摸頸後看看飯碗的恐懼，所以不肯要。（二）屬於前者是政治問題，誰也沒有強迫別人入獄，上絞刑台的權利，並且這不是不肯要，實是不敢要。”但在這時，“大眾”依然被等同於民眾，屬於一種全體性概念指歸，沒有引起文學界的重視和討論。4年之後的1927年，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初步提出了“工農大眾的用語”問題。他說：“我們遠落在時代的後麵，我們在一個將被奧夫赫曼的階級為主體，以他的意德沃羅為內容……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媒介接近工農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工農大眾為我們的對象。”成仿吾這裏提出的“大眾”，表麵上看，是“用語”或者說是“話語”問題，其實質卻隱含了一種意識，而且是“階級意識”。盡管他的倡導當時並未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但完全可以說，成仿吾在大革命時期其實已經明確意識到一個階級應該具備的話語結構。應該說“大眾”是從此時開始，由最初的“僧侶”、“場合”、“民眾”等概念，轉型為初具“階級意識”的“大眾”理念的。
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和無產階級運動，標誌了“五四”新文學內部的分化和主流話語、意識形態的轉變——從啟蒙的、人性的、個人主義的主流話語、意識形態，轉向政治的、階級的、革命的主流話語、意識形態。在“革命文學”話語裏，“民眾”一“勞苦大眾”一“工農大眾”，首次作為被壓迫階級獲得了革命主體和曆史主體的主流話語內涵。30年代的左翼話語又進一步賦予“大眾”以階級色彩，使這一話語的階級內涵更為鮮明突出。但是，“大眾”最初用來命名一種文學期刊，且作為一種批評話語運用，卻是在與左翼階級立場相對立的意義上使用的。
1928年9月28日，鬱達夫和夏萊蒂主編的《大眾文藝》月刊在上海出版，鬱達夫解釋“大眾文藝”的名字取自日本當時流行的所謂“大眾小說”。日本的“大眾小說”，指帶有低級趣味、迎合一般社會市民心理的通俗戀愛或武俠等傾向的小說。鬱達夫借用“大眾”的目的，不是要仿此建立一種通俗的中國“大眾小說”，而是要借其通俗之名，強調“文藝應該是大眾的東西”，而非隻“隸屬於一個階級”。可見其借鑒明顯存在著隱含意味和立場。也許其中還帶有個人私怨，也許隻想一味地延續“五四”人文主義傳統，也許拿著“五四”個性主義之旗與左翼革命紅旗相對抗，要別出心裁地爭出一片“革命”與“階級”之外的民眾化天地。也許再多，得到的結果卻是引出了創造社同仁的強烈反擊：彭康抨擊鬱達夫的《大眾文藝》是“與革命文學似相接近而實相反”的主張，認為他的反動在於抹殺了文藝的階級性，以“大眾”替換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性，進而攻擊革命文學。這是“大眾”一詞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出現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也是現代中國文學史與“大眾”的第一次真正接觸和交鋒。之後，“大眾”作為一個專業術語被引入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當然，她身上同時糾纏了這樣那樣的政治與文化兩種意識形態的不斷論爭及批判。
通過爭論我們看到，鬱達夫《大眾文藝》中的“大眾”，不可否認地首先帶有“宗派”色彩，尚且概念模糊。“創刊說明”並沒有清楚地闡明使用“大眾”的準確文化內涵，隻是因為“意氣之爭”而獨辟蹊徑，以相抗衡。這使一個很新穎的名詞術語，成為裝滿雜七雜八咕咚玩意的雜貨鋪，《大眾文藝》也因此失掉了應有的先鋒性和首創價值。當然，左翼革命知識分子提倡的“大眾文藝”，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藝”，而應該是“普羅文藝”，抑或“無產階級文藝”。階級內涵與宗派色彩的過多濡染，無意識間，已把帶有普遍性特征的“大眾”意味排斥在其門之外。首要的惡果就是冷了那些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就積極參與，堅忍不拔，從文學革命走到革命文學的革命民主主義戰士的心，寒了他們永遠革命的那份熱切的愛國之心。在此期間，“大眾化”問題同樣也是普羅化文藝問題的係列複製。那麼，1930年左聯“文藝大眾化”和“大眾語”問題的討論，就必然觸及普羅文藝和大眾文藝的區別這一問題。由於政治統攝文藝是當時的主導傾向，那麼，這場討論的“大眾化”、“大眾語”問題，就隻能作出似是而非的定性：“無產階級文學”（普羅文學）以“新興文學”之稱，確立了其先鋒性地位；《大眾文藝》被定位為初級的、粗野的、教導的、啟蒙的文藝。
進入問題的實質，我們認識到：“大眾文藝”運動前期，知識分子對於“大眾”表現出的，確是一種教導者的姿態。隨著運動的深入，知識分子身份取向逐漸變化。他們被認為是不高於大眾的一部分，同時要不斷地使自己的意識、生活大眾化，要向大眾學習才能進而教育大眾。“大眾”主體地位的不斷提升或嬗變，鑄成了知識分子的一種觀念：即一切非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皆為“反動的大眾文藝”或“非大眾文藝”，隻有無產階級文藝才是真正的“大眾文藝”。也許，在知識分子那裏，這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確立的開始，以致最終演變為一種牢牢掌握文學發展的獨立存在。“大眾”作為文藝創作主導傾向的論爭，一直延續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大眾”概念：“人民”就是“大眾”，“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毛澤東還指出：“許多同誌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這就是‘大眾化’。”從此，“大眾”話語的文化涵義按勞動分工和階級屬性被固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