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一逆流”
此外，“主流”這一話語的提出和使用還直接催生了“主流一逆流”文學批評模式。事實證明，這一批評模式給現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主流一逆流”批評模式是單一線性的思維方式，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價值判斷。它簡單、粗疏地將文學劃分為兩大類，凡偏離、悖逆正統意識形態規範的主張和創作一概被納入非主流“逆流”、“異端”而加以聲討、圍剿，若符合規範的文學則將受到高度得讚許。這致使創作者不敢也不能傳達出個人獨立的思想和感受，而隻能選擇成為政治話語的“跟班”或“幫凶”。因為，躲藏在這一文學批評模式背後的是堅持文學“一體化”的極端霸權意識。此霸權意識無視作家的個體存在，無情地蹂躪個體的尊嚴，排斥打擊任何反對的聲音，堅持建立起文學的規範秩序，經過幾十年的“統一規範”，中國文壇隻剩下了那些反映人民大眾意誌的文學。與此同時，文學批評自身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傷。它將文學批評限製於階級鬥爭的逼仄空間裏，評論家的批評個性和獨創性統統拋諸腦後，更導致了20世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框架的嚴重傾斜。長久以來，左翼文學和革命文學都被奉為神聖的經典而受到頂禮膜拜。80年代後期，研究界掀起重評50到70年代受到批判和否定的作品的熱潮，提出了“重寫現代文學史”的話題，“秘密創作”、“潛在寫作”、“地下文學”、“邊緣文學”、“非主流文學”、“潛流”、“被壓抑”等概念相繼誕生，不失為當代知識分子跳出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從而建立屬於文學自身話語空間的努力。
最後，從該話語的外延來看，90年代以來，“主流”使用頻率之高，運用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它不僅應用於現當代文學研究，同時也適用於外國文學和古典文學的研究，不但被廣泛地運用於詩歌和小說的批評、研究，散文、戲劇等其他文學類型甚至包括電影、廣告以及建築設計作品也紛紛標榜“主流”，似乎隻要“注明”了主流就能立刻搖身一變。可見，這一概念已經喪失了其特有的意義與價值。故而，由這樣一個政治色彩濃烈、外延寬泛的話語來充當一個須界定嚴格的文學專業術語實在是令人費解，“主流”該隨著“文學為政治服務”時代的完結而被曆史塵封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