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與詩情、軍人與吟詩，構成詩壇一道獨特的風景。雖然自古以來，軍旅詩篇並不鮮見，但是，一支部隊能擁有眾多詩人，從運籌帷幄的將軍到衝鋒陷陣的士兵，都能在戰地吟唱、譜寫出烽火征程史詩的，卻極為罕見。在現代，馳騁於華中抗日戰場的新四軍可以說是一個典型。
新四軍，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誕生的一支特殊部隊。七七事變，抗戰全麵爆發；國民黨與共產黨二度合作，結成抗曰民族統一戰線；多年來一直被當局“清剿”的南方八省紅軍遊擊隊，從九死一生的極度險惡環境中走出來，被改編成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奔赴敵後抗日戰場。建軍之初，麵對這些麵容憔悴、衣衫襤褸的遊擊隊員，麵對這支武器窳劣甚至隻有原始武器的武裝，麵對這支有老有少、還有小孩和姑娘的隊伍，不要說寫詩，就連能否打仗都令人生疑。然而，恰恰是這支似乎並不起眼的武裝，盡管處在日、偽、頑三方夾擊的艱難環境中，在敵人後方卻異常活躍，攪得日本鬼子寢食難安、草木皆兵。八年抗戰中，他們縱橫馳騁於大江南北、淮河兩岸，作戰兩萬多次，殲敵30多萬。而他們自己，不僅未被消滅，反而愈加壯大：建軍之初僅有萬人的隊伍，到抗戰勝利時，已成為擁有30多萬兵力的浩蕩大軍了。
確實，一般人很難設想，這樣一支在艱險環境中頻繁作戰的武裝，怎麼會和曆來隻與清靜悠閑相關、與文人雅士有緣的詩歌有了聯係？怎麼會擁有眾多的詩人？怎麼會連士兵也寫起詩來了？然而，事實卻正是如此。原因也並不複雜：首先，從新四軍誕生之日起，便有許多文化人，滿懷一腔報國熱情，投筆從戎。他們中有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海外歸僑、留學生、大學生、中學生，其中，知名的左翼作家就不在少數。他們的到來，不僅使新四軍原先的文化結構發生了變化，而且，也推動了新四軍文化工作的開展，新四軍的文化素質得以大大提高，成為一支真正有文化的軍隊。其次，新四軍的領導人大都具有很高或相當的文化素養，他們重視文化人的作用，重視文化的功能，從葉挺到陳毅乃至許多部門的負責人，都是如此。新四軍軍部駐皖南期間，成立了新四軍文化委員會、《抗敵》叢書編委會，辦了許多報刊，還有圖書館和隨軍書店；後來，還成立了戰地文化服務處；戰地服務團多達四五百人，聚集了大量的文藝人才；軍教導總隊還辦了文化隊，專門培養文化幹部；連隊都配備了文化教員。軍部在蘇北時，創辦了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設立了文化村；成立了各種文藝協會，其中就有詩歌協會。而軍部的文化活動更是遠近聞名，其藝術水平之高連見多識廣的國際友人都大為驚歎……可想而知，有這樣兩個基本因素，有這樣濃厚的文化氛圍，不僅詩人們自然會有更多的靈感，新的詩人自然也會應運而生，詩歌與新四軍結緣便是順理成章的了。
無疑，作為一支抗日勁旅，它的詩歌，必然是與抗日戰爭緊密相聯的。在這些作品裏，新四軍的詩人們縱情地謳歌勝利，樸實地記錄戰鬥，沉痛地悼念戰友，熱烈地向往明天。無論新詩或是舊體，無論奔放或是深沉，都充滿了抗敵救國的熱情，表達了以身許國的決心。可以說，這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心聲，是真正壯美的展現。更難得的是，由於作者眾多，且又來自不同的戰鬥崗位，對新四軍的生活和戰鬥曆程多有記敘，所以，彙集起來，便成了新四軍史跡的藝術記錄，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新四軍史詩。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不應忽略的一個獨特篇章。
這本詩選，僅收錄了新四軍軍部駐皖南期間即1938年春至1941年1月皖南事變期間的作品，共百餘首。這些作品或抄自當年報：刊，或來自作者（或親友）的提供，有的已瀕臨失傳。收錄的作品基本按創作或發表時序排列，並盡可能對作者和作品的曆史背景或相關內容作了注解。除個別明顯的錯漏字和標點外，作品未作任何改動。可惜，因條件所限，有許多作品未能收集到。而要收集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的全部詩歌，那就更難了。這當然非常遺憾。不過，相信讀者僅從本集之中，便可領略到一點新四軍詩歌的別樣風采了；有心的讀者也可從中大致了解期間的曆史軌跡。如果有人能從這些作品中得到些許感悟，那就更是編者莫大的欣慰。
山國
彭燕郊
像一隊慌亂的避難者之群
在死亡的威脅下擠聚在一塊
像一疊疊被颶風吹刮在一起的波浪
匆忙地、急遽地、合攏成洶湧的一堆
這些高矗入雲的大山嗬
陡直而又尖削的
層層疊疊絡繹於雲霧裏的群山嗬
其中所包孕的自然之深邃的
晦暗的神秘
是無窮的，不可測的——
那用荊棘的鋒利的針刺護衛的
那用絨軟的蘚苔覆蓋的
潛在的永恒的力
是人們所來不及設想的……
這無數座龐然的大山嗬
如此地起伏綿亙
女此之驚心動魄
毫不如人們所想象的
也不能為人們所想象……
如此之極天仰止
是會教我們平原上的丘陵愧煞的
螞蟻般絡繹於穀底和崖邊
廣大的陰涼包圍了我們
四周盡是一律的，單調的，冗長的
乏味的山，嚕蘇的山，呆板的括弧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