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晉商的百年風雲，可以說是興於文化而敗於體製。隨著歲月的洗禮，創新思維和競爭意識在壟斷地位的維持中、在晉商過於自信的頭腦中給淡化了許多。以至於到了最後，票號的東家們竟然固步自封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縱然是有心的東家好心地提議也會被一票否決。李宏齡就是這亂世中的一個覺醒者。
李宏齡吃苦耐勞、精明能幹，從一個小夥計一步步做起，最終開始了他的傳奇而且富有商業頭腦的掌櫃生涯。他在擔任蔚豐厚票號分莊經理期間，先後發生了甲午之戰、庚子事變、光緒帝與慈禧太後去世等一係列大事件。每逢時局動蕩之時，一些商人都會從保全自身的利益出發，采取吞並、重組的辦法，保全自己的財產。而李宏齡卻把眼光放得極為長遠，他一方麵靈活行事，幫助與本票號有業務來往的商人渡過難關，另一方麵又拿出自己的錢接濟別人，避免了當時晉商“一損俱損”的局麵。這不僅鞏固了他在同行中的地位，更是擴大了業務關係，使蔚豐厚票號在這些重大危機中一次次化險為夷。
1897年，隨著中國通商銀行的成立，在日新月異的大環境中銀行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一直到1911年，設立在全國的銀行已達三十多家。清政府還適時地頒布了《試辦銀行章程》，仿照西方銀行的模式，對銀行設立給予了強烈的肯定和支持。
1900年，在北京分號主持工作的李宏齡，發現國外銀行依靠紙幣和信用製度而越來越成為票號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在北京、天津兩處貿易聖地上，外國銀行的市場份額竟然占到了60%以上。於是，他對這種新的銀行業經營模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過調查他發現，銀行所建立起來的普通無等級的信用製度明顯優越於票號的家族融資製度，於是他向東家建議應派人員到南方一些發達城市去進行實地考察，以對票號的組織機構進行改革。但是這一建議被當時的平遙總部的東家們棄之不理。
1904年春天，李宏齡在給平遙總號的信中，曾建議成立股份製銀行的重要性，並且認為這是一個“時不可失，機會難再，宜早不宜緩也，宜速不宜遲”的大好良機。寫完信後，李宏齡還特意挑選了十幾張描繪北京風光的明信片寄回了平遙，並言辭懇請在山西深宅大院裏封閉享受的東家掌櫃們出來“走一走”。但大掌櫃毛鴻翰卻對想要推動改革的李宏齡心懷猜忌，他帶了口信給李宏齡，要他不必再張羅了。在這之後，凡是收到來自京城李宏齡的親筆信，毛掌櫃一律扔到書櫃頂上，看都不再看一眼。他甚至狹隘地認為“銀行之議，不過是李某人自己想發財罷了”。
此外，清政府在籌備建立大清銀行時，想走公有民營的新路子，邀請平遙總號的東家們入股參與。東家們對政府所提出的倡議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冷漠，還以商會的名義決定不參加，就這樣，腐朽的晉商們錯過了一次自我革新的絕好機會。這些平遙總部的老板們，認為自己手中掌握著最為廣泛的客戶資源和經營網絡，還有政府的支持，因而不願意再冒更大的風險進行改革。李宏齡的一腔熱血以及他剛剛崛起的商業新思維，就被腐朽的晉商大資本扼殺在搖籃中了。
山西商人曾稱雄商界五百年，其中以清代山西票商為最，曾一度執掌金融界之牛耳。在局勢動蕩中，山西票商一再錯失了良機，使輝煌了幾百年的大業毀於一旦。而李宏齡發動票號改革的遠見之舉如果能得到他們的認可並順利實行，則山西商人的輝煌或許仍舊可以繼續。由此可見，李宏齡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商人，他的遠見卓識確屬不凡。而像他一樣力挽晉商於狂瀾之中的仁人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