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陰曆九月初一，在亂世的動蕩中日升昌京都分號代理經理侯垣和一些夥計攜帶著賬簿逃回了山西，隨之其他地方分號的人員亦互相仿效接踵逃避。其中甚至有一些並不虧本、尚有盈餘的上海分號和杭州分號也相繼關閉停業。晚清王朝危局之中如日中天的山西票號，就這樣一夜之間如大廈般傾塌了，並且是連根拔起，一發不可收拾。
《大公報》上曾有一篇文章這樣分析日升昌衰落的原因：第一，日升昌營業的中心點大多設在南方各省，南方的碼頭最多，同時也是一些革命戰爭的發源地；第二，日升昌的款項在沒有發生革命之前也多集中在南方各省，自革命後各省紙幣充斥，現金極度缺乏，若要把現金調回北方，往返折扣，每萬兩虧至35兩及五六十兩，虧耗之數驚人；第三，當革命爆發時，日升昌外欠500萬兩，內欠卻達七八百萬兩，出入相抵，有盈無絀，然內欠的數目，成本已付諸東流，利息更是不說自明，外欠的款項在日升昌為支持門麵、維持信用的情況之下，三年之中始終沒有停止利息的發放，這又是一項大的虧耗。
以上三項，都是一些大的主觀原因。此外，還有種種客觀因素。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廣西省的官款。廣西官府催迫得特別急，動輒率兵威脅，計一年之中提取十餘萬兩，還專門派人日日前往催取。此時日升昌票號內又發生新的危機，本來二掌櫃梁懷文無論資格、能力都能出任大掌櫃，但由於梁懷文為人公正、堅持原則，屢次反對東家李王典從票號中提款，最後惹惱了東家，遂東家任命各方麵都不如梁懷文的郭鬥南做大掌櫃。1914年，梁懷文辭職，店內員工人心瓦解。這時京都的分號掌櫃趙邦彥又托病回山西休養，一直不歸，店內業務全權交給了侯垣代理。
侯垣是祁縣合盛久票號的具保人之一，在合盛久票號倒閉之後由於大掌櫃逃匿，北京檢察廳向侯垣要人，侯垣無奈之下也選擇了逃回山西，使得其他分號人員跟著先後逃離。最後大掌櫃郭鬥南見機也逃跑了。李家已是家大業空，再無錢財可以還債。日升昌倒閉了。為了清理債務債權，生性耿直的梁懷文又與債權人商議，以債權人的債務為股本，成立了“日升昌錢號”，由於當時的國情加上戰亂的影響，日升昌錢號經營不久也跟著倒閉了。
事實上，無論主觀原因還是客觀因素都不算太重要，重要的是票號與清政府的關係是相依為命的魚水關係，水之涸澤魚能焉存？
晉商同清政府的關係在其崛起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他們為滿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也正是這種關係，為晉商日後的衰敗墊下了根基。山西票號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迅速發展固然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官方朝廷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個杠杆的作用。
山西票號在創設最初的三十年，隻有日升昌、天成亨、蔚泰厚、蔚盛長、蔚豐厚、新泰厚、廣泰興、日新中、合盛元、誌誠信十家票號。而從1851年開始到1864年短短的14年中，又陸陸續續增大了規模，發展了協和信、大德興、百川通、元豐玖、蔚長厚、三晉源、存義公、大德玉、巨興源、祥和貞、義盛長等幾十家票號，它們的營業利潤是相當豐厚的。例如蔚盛長在1856年到1858年的三年中，累積資本雖然隻有3萬兩，但贏利卻有近9萬兩。各家票號資本大多隻有十萬兩左右，但彙兌額動輒上百萬兩，如此巨大的周轉資本體係，主要是靠吸收存款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