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自古以來就是全國重要的交通要道，不僅資源豐富，還有著長期的經商傳統，具有發展工業生產的良好條件，但是山西的近代工業卻起步緩慢，比東南沿海的工商業晚了近半個世紀。
晉商投資近現代工業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例如清政府在1900年官辦新絳紡織廠並沒有成功，此後晉商的多次集資重辦也收效甚微，但是晉商一直沒有放棄努力。1927年，李通、李玉山父子終於在前人的基礎上成功地創立了大益成紡織廠，規模盡管不算大，卻是山西近代紡織工業的新起點。此後，在晉商的多方努力下，火柴、麵粉、冶金、電力、采礦等許多近代新興工業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了起來。
清末民初，全國的投資熱點主要集中在棉紡、麵粉、卷煙等輕工業方麵，這是完全符合近代工業的成長規律的。同期重工業與輕工業相比存在著投入資本多、資金周轉周期長、利潤低、技術管理要求高等特點，無法成為民族工業的首選。於是在民間資本不願意投資重工業的情況下，外國商人趁虛而入，如山西礦權、路權被奪事件。於是緊接著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保礦運動，這使得晉商的投資轉向了投資多、見效慢、周期長、效益低的被諸多條件限製的煤礦業。保晉公司便是這一運動下的產物。
集合了三晉人民意誌的保晉公司也確實是按照西方股份製和現代管理製度來經營的，其在許多方麵開創了傳統晉商向現代晉商轉變的先河。但保晉公司重工業的性質又使得它在許多方麵遇到了巨大的麻煩，很快就陷入了資金周轉困難的境地，好在有晉商強大的力量做後盾。那時候，煤炭資源全靠鐵路運輸，但由於正太鐵路在法帝國主義的操縱下，高昂的運費就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保晉公司的生產和經營。
中國興辦近代工業基本上都是一種被動的救亡舉措。清政府長期的閉關鎖國，使得當時的中國幾乎與世隔絕，對近現代工業近乎一無所知，直到帝國主義侵華，加上對財力、物力資源的掠奪，才使得商人們自發地防衛了起來。他們在抵製侵略和“工業報國”、“保礦運動”等政治渲染的氛圍下投資近代工業，其目的本不是為發展近代工業，而是在無意之中的本能驅使下盡的責任。
而與中國相隔一水，並與中國近代工業同時起步的日本卻成功地實現了近代化，其主要原因是，除了日本政府實施一係列強國發展的政治政策，掃除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統治障礙，把大量的官辦企業交給私人經營外，他們還采取了一係列行之有效的產業政策，積極並大力扶持近代工業的發展。盡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也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法規，例如1904年清政府仿效西方頒布了第一部《商人道則》和《公司律》、1906年頒布了《破產律》、1908年頒布了《大清銀行則例》、1914年北洋政府進一步頒布《公司條例》等，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步伐，但總的來說這些法律、條文隻不過是政府的門麵而已，從中並沒有看出清政府改革的決心。
晉商一次次地與向近代工業轉型的機會擦肩而過，其中缺乏的是製度創新的主體。在晉商發展的後期需要一些像渠本翹這樣的有識之士來推動中國經濟的改革發展，但這樣的人卻是鳳毛麟角。晉商邁向近代工業的腳步越走越近，但終究在種種原因下止步不前了，這是晉商的悲哀，但對晉商而言，同時也是一次革新的洗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