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勤於政事，他鼓勵臣下直言，擇善而從，並能做到知人善任，量才使用，不計前嫌，賞罰分明，使當朝出現了許多能臣和名臣，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複和發展，百姓生活較為安定。這一時期我國封建王朝朝政無壅蔽，社會經濟的發展能夠達到較好水平，使明王朝進入了鼎盛時期，從一定意義上說，與明成祖知人善任是分不開的。
各取所長，量才適用
明成祖在選材時務求其精，但他清楚地知道，人無完人，故用人時要取其所長，量才適用。
永樂二年（1404年）初，明成祖第一次開科取進士達472人。永樂十年（1412年）2月，明成祖決定改變這種取士過多的做法，敕諭禮部臣說：“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良才一株也。”從此以後，永樂年間每科取士都在百人以內。
明成祖認為選材務求其精，但人各有所長，應各用其所長。明成祖對禮部臣說：“用人之道，各取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明成祖還對禮部臣下說：“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鬥者投以數鬥，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在明代的典籍中，明成祖有關這類的言論俯拾皆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那些有功而才智不足的人，明成祖照常封賞，但不實授。他的基本想法是，對待功臣可以讓其生活優越，但治理國家，就要起用才幹，不能讓才智不足的功臣擋了才幹的路。正因為如此，當時一些有功的靖難臣下，官階雖已升至都指揮，但仍在京擔任一些並不顯要的職務。
明成祖用人還有一個特點，即盡量地“錄功而略過”，不因小過廢大才。
永樂四年（1406年）5月，都督程達守邊有過，按常律應正典刑。明成祖念其偶然失事，且“其才足當一麵”，故予寬者，讓他到雲南西平侯沐晟那裏立功贖罪。明成祖為此事對左右的大臣說：“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為善者怠；亦孰無才，若錄小才而免大惡，則為惡者肆。故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過。如此，則善善惡惡，皆不失矣。”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能夠從治國安邦的需要出發，愛惜幹才，不因小過裁大將。
永樂四年（1406年）6月，總督海運的陳宣奏稱，通過海運前往天津衛的海船應同日啟航，但有30艘船晚了五天才啟航，雖同時到達，亦無所損，但應治未同日啟航之罪。明成祖卻未予以治罪，還對身邊的大臣說了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始屢海寇為患，故敕令同發。今已濟而無損，雖違約當懲，然海運甚艱，其功可以贖過矣。凡用人者，錄功而略過，則人奮於功；若計過而略功，則救過之不暇，何暇懋功哉！”永樂年間，各級官員基本上都能恪盡職守，爭相立功，致使政事不荒，與明成祖的這種用人技巧有密切的關係。
明成祖用人不拘品級，往往破格用人。
永樂初年，有個叫金實的人，是浙江金華的普通生員，他上書言道，深受明成祖賞識，明成祖遂召他入京，試策三道，俱稱旨意。明成祖便讓他參與改修《明太祖實錄》，後來又參與修《永樂大典》。當時，參與其事的大都像楊士奇、解縉等名臣，級別最低的也是翰林官員，都是從曆次進士中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一個地方生員，又沒有任何官職，卻能破格參與其事，被稱為明代一異。從後來的表現看，金實這個人確能勝任，明成祖便將他提拔為司直郎。
永樂二年（1404年）2月，明成祖賜六部尚書金織文締衣各一襲。他們都是二品大員，而解縉等六個翰林學士都是五品官，但也和六部尚書一樣，各得一襲金織文緒衣。明成祖對解縉等人說，他們的貢獻“不在尚書下，故予賜齎，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正是基於這一思想，明成祖破格提拔了一些能臣。像楊士奇、楊榮等人，原來的品級很低，都受到明成祖的重用，並很快提拔到顯赫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