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就是為民做主。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起源於西方，即民主選舉、議會政治。五四時期，現代民主政治理念傳入中國，並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德先生。從此以後，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經曆過封建專製統治幾千年的中國人，為了爭取民主、實現民主，前仆後繼，奮不顧身。孫中山所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曆經千辛萬苦，最終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人民民主就是我們始終高揚的旗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主政治不斷推進，小崗村的“大包幹”，拉開了農民自主決定命運的序幕。鄧小平同誌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為完善人民民主做出了有益探索。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當家做主，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我國實行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會製、多黨合作製、民族區域自治和基層群眾自治製度，是我國民主的最大特色。民主是人類共同的政治理想，但從來就沒有現成的模式。一人一票的直選是民主，選出代表代替自己去投票的間接選舉也是民主；采用電子表決器選舉是民主，延安時期邊區農民用豆子來選舉也是民主。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總是根據自己的國情和傳統，來選擇自己的道路。照搬照抄，往往“水土不服”。看看那些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推行西方民主，卻導致社會動蕩不安、經濟停滯不前。民主無止境，我國的民主政治也還有諸多有待完善之處，唯有全麵深化改革特別是政治體製改革，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會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毛澤東
1945年，黃炎培以國民政府參政員的身份到訪延安。在延安，他見到了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
黃炎培和毛澤東有過一次深談，這次談話促使他從延安回來後撰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延安歸來》。在書中，他回憶了他和毛澤東的這段談話，就是關於“國家興衰周期率”。
毛澤東問：“任之先生，這幾天通過你的所見所聞，感覺如何？”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高興地說：“這話是對的，隻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隻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通過在延安的參觀考察，黃炎培一行看到了希望，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更了解、更信任了。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期待。
1949年10月1日，黃炎培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隆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宣告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作為曆史的見證人，黃炎培的心情是萬分激動的。他把激情即席抒發為一首題為《天安門》的詩，熱烈地歌頌了黨和革命人民的豐功偉績。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黃炎培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由於建設新中國的共同曆史使命，毛澤東與黃炎培的聯係更加密切，特別是書信往來頻繁。他們在這些書信中，交流思想，共商國策，互敬互勉。毛澤東給黃炎培的信，總是以“任之先生”、“黃任老”或是“黃副總理”相稱，可見毛澤東的謙遜品格以及他對黃炎培的深厚情誼和尊敬。
黃炎培與毛澤東的這段關於民主的對話，史稱“窯洞對”，被後人作為關於政權建設的經典之談。
智囊團獻計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