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雖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認為“知行”是有先後次序的。而我卻認為，知與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 書沒有深入質疑“知行合一”的問題，而是質疑另一個問題：“您也提倡靜坐，和陸九淵的靜坐有什麼區別嗎？”
王陽明說：“陸九淵靜坐是希望從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靜坐，是因為現在的人心浮氣躁，靜坐能讓他們把心沉靜下來，我並沒有讓人一味靜坐去獲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書問：“那您從哪裏獲得真理？”王陽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須去事上練，隻有去實踐了，你才能更深刻地體會這一真理。而且，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樣。”
席書這回心悅誠服，馬上讓人修建貴陽書院，並親自率領貴陽的秀才們來到龍場，以師禮請王陽明到貴陽。
由此，王陽明離開了他的放逐地和涅盤重生地。
心學的政治力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正式講學。按理，他有了傳播自己學說的平台本該高興。但在來貴陽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麵上，席書服膺他的心學，實際上，作為主管教育的省長，席書麵臨一個困局：他對王陽明心學心悅誠服，但王陽明心學並非是考生輔導課，而他的工作職責就是讓自己轄區內的考生通過科舉考試。王陽明也麵臨一個困境：他的心學目標是給考生指明聖賢之路，而考生的目標卻是讀書做大官。如果他一門心思宣揚和朱熹理學截然不同的心學，那考生的目的就無法實現。想讓考生的理想實現，就必須要講朱熹理學。
這個困局也是他當初婉言拒絕毛科的根本原因。不過好像事情沒有他想的那麼複雜，席書用一句話就撫平了他的憂慮：講你最想講的。
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的主要內容就是“知行合一”。
當時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後再去實踐。長此以往，每個人都擁有了一種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動手，就會束手無策。他希望能改變這種讀書人的毛病。當然，“知行合一”實際上也是他心學“心即理”和“事上練”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須要做的就是去實踐來驗證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麵再尋找天理。這種思路有個莫大的好處：心中有天理，那我們就不必再去尋找天理，如此一來，我們就節省了大量時間，而這些時間可以用在實踐中。這樣一來，你 就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理想。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這裏，它也正是王陽明心學的閃光點。
實際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練隻是“致良知”的一個前奏，真正動人心弦的是他心學思想的精華——致良知。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知行合一”，他的門徒開始逐漸聚集，他的聲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認為他應該不僅僅是個教育家和思想傳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應該把他的知和行結合起來，所以在1510年農曆三月，他三年的貶謫期限結束後，在貴州多名官員的推薦下，他被任命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縣令。一個和曾經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員王陽明正式登場。
他已脫胎換骨，不是從前那個對仕途毫無熱情，總是請假的王陽明了。他意氣風發，但又謙虛地說，雖然經國之誌未泯，但三年來不曾參與政事，恐怕不能勝任一縣之長的工作。他不幸言中，當廬陵縣的父母官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當時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產”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廬陵縣，簡直是刁民生產地。王陽明前任一位姓許的縣令在廬陵待了三年，臨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給上級的述職報告中，他說，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獄，如果非要讓我在地獄和廬陵選一個，那我選前者。在他眼中，廬陵人就是惡棍，市儈的小人。他絞盡腦汁也搞不明白下麵的事實：廬陵人特別喜歡告狀，先在廬陵縣內上訴，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結果，就會離開廬陵上訪。
許縣令聲稱，他辦公桌上每天都會堆積一千份以上的訴訟案卷。這使他生不如死。後來他采取嚴厲的手段，將告狀人關進監獄。可這些人太機靈，一群流浪漢特意來告狀，為的就是進監獄後有吃喝。
許縣令無計可施，隻能請辭，他的接班人王陽明就來了。
王陽明一到廬陵縣，縣令的幕僚們就把該地百姓的喜好告訴了他，並且特意指點王陽明，對付他們，隻能采取高壓政策。
王陽明將心比心，分析說，自古以來民間就有“民不與官鬥”的生存智慧。如果民總是和官過不去，那隻能說明一點，他們的權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對王陽明一針見血的分析卻不以為然，他們指出，廬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魚龍混雜，是非極多。人沒有定力，自然會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所以每個人都不是省油的燈。因為在這種環境下省油，就沒辦法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