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仍然堅信這樣一點：普通平民在什麼時代都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每天燒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壓都來不及，哪裏還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煩。如果他們真反常地時常找政府麻煩，那肯定是政府有問題。
這是一種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確的。上級政府攤派到廬陵的賦稅相當重，當然，這並不是政府的錯。中國古代政府靠壓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態，“輕徭薄賦”的政府鳳毛麟角。吉安政府對廬陵的賦稅中有一項是關於葛布（葛的纖維製成的織物）的，問題是，廬陵不產這種東西。對根本就沒有的東西收稅，百姓當然不幹了。
王陽明還未坐穩廬陵縣縣長那把交椅，一千多百姓就敲起了戰鼓，向新來的大老爺投訴，聲稱他們絕不會繳納葛布的稅。
王陽明看了狀紙，又看了案宗，發現這的確是一項莫須有的稅收。於是，他答應廬陵百姓，會要求上級政府取消這個稅，甚至是取消更多沒有必要的稅。
這種包票打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王陽明陷入了困局：賦稅任務是上級攤派下來的，下級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證完成任務，沒有任何借口。但有的賦稅是不合理的，強行征收，百姓的反應一定是極為窩火。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激起民變。
王陽明是那種一定會為民請命，但絕不會直來直去的人。他找來前屆政府的工作人員，詳細向他們詢問廬陵賦稅的來龍去脈。這些人就把事實告訴了他。三年前，廬陵的賦稅還沒有這樣高，自來了位宮廷稅務特派員（鎮守中官）後，廬陵的賦稅就翻了三番。據這些工作人員說，這個特派員姓王，是個宦官，平時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華大宅裏，裏麵每天鶯歌燕舞。
王陽明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禍首。隻要搞定他，廬陵縣不該繳納的賦稅就會灰飛煙滅。他給吉安府長官寫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監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內容其實是寫給王太監看的。他說，我在看廬陵的稅收記錄時大為驚異地發現，三年前廬陵的賦稅總額是四千兩，可這三年來卻達到萬餘兩。我先是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在別的地方賦稅都在負增長的時候，廬陵縣卻呈直線增長。不過我又仔細看了賦稅名錄，發現有些東西根本沒有，卻還要收稅。我還聽說，以鎮守中官為首的收稅大隊來廬陵像是土匪搶劫一樣。我現在有個小疑惑，這些賦稅是上級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規定嗎？
還隻是我們吉安府的規定？交稅的日子馬上要來了，可最近這裏發生了旱災，瘟疫又起。如果再強行收稅，我擔心會激起民變。俗話說，饑人就是惡人。一旦真有民變，我不知該如何向上級政府交代。
他最後說，我對於這種收稅的事真是於心不忍，而且勢不能行。如果你們認為我不能勝任這份工作，我請求辭職。
王太監看到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這封信不是王陽明寫的，那他不會恐 懼。一個對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對於別人的幾句要挾就繳械投降，那他就不是個合格的太監。可王陽明的要挾不同，王陽明此時雖然隻是個小縣令，但他的弟子遍布全國，中央政府也有他的舊知新友。天蓬元帥雖然被貶下凡間做了豬，但人家畢竟也是天上來的。
王太監對吉安府長官說：“我看這廬陵的賦稅是有問題，暫時免了吧，等王陽明走了再恢複。”
廬陵人感激王陽明，幾乎痛哭流涕。王陽明趁勢發布告說：“你們打官司，我不反對。但我看你們之前的狀紙是專業人士撰寫的，又臭又長，毫無閱讀快感可言。今後你們如果再告狀，要遵守以下幾點要求：首先，一次隻能上訴一件事；其次，內容不得超過兩行，每行不得超過三十字；最後，你認為和對方可以解決的事，就不要來告狀。如果有違反這三條的，我不但不受理，還要給予相應的罰款。”
這份告示貼出時，百姓們還沉浸在減免稅收的歡樂中，所以一致認為，打官司是沒有良知的表現，今後要改。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陽明悄無聲息地改變了。
王陽明趁熱打鐵，繼續對他們的心靈世界進行改造。針對當時瘟疫橫行的現實，王陽明寫了篇感人肺腑的布告。他說：“雖然是天災，不可避免，也不能違抗，所以我們要適應它，並且在適應它時感悟人生道理。你們怕傳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親人拋棄，表麵上看，他們是因瘟疫而死，實際上是死於你們的拋棄。瘟疫並不可怕，通過正確的方法可以控製，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們的心被恐懼侵襲，就會讓你們做出沒有天理的事來，這是逆天啊！我現在為你們指明一條消滅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們的心。你們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們不必去外麵尋求任何東西，隻要讓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萬事大吉了。”
不過，王陽明也承認，道德雖然是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來時間的俗氣所汙染，已不能自動自發地流露，所以必須要樹立道德楷模，讓道德楷模喚醒他們內心正要睡死過去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