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它的締造者王守仁[1]先生見過麵，確切地說，我還是他的信徒。”嚴嵩沉浸在往事中，“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先生在京城講學，當時他還未創立心學，但思想深邃，已不同凡響。後來他因得罪太監劉瑾，被貶到貴州龍場驛站，百死千難之後創立心學。正德五年（1510年），他到江西廬陵（今吉安市）做縣令，我在老家分宜守孝，前去拜訪他。聽他講心學，振聾發聵，一洗從前之學術羈絆，找到了重新為學為人的明燈。”
張居正覺得嚴嵩突然“跑調”必有深意，所以認真傾聽。嚴嵩說完這些停了一下，又問道：“你知道我從王守仁那裏學到了什麼？”
張居正搖頭，嚴嵩得意起來：“良知！你認為對的就去做！夏言要把帝國拖進水火，我必須要阻止，縱然要了他的命也未嚐不可。這就是良知告訴我的，我憑良知做事，不受良心譴責，何來有噩夢之說？那群庸人蠢貨以為別人殺了人就會做噩夢，實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聽完這段話，張居正大為愕然。想不到嚴嵩竟然將心學作如是解，那陽明心學豈不就成了做壞事的人的托詞寶典？！
嚴嵩似乎沒有向張居正傳道解惑的意思，他站起來，張居正也慌忙站起。嚴嵩客套地說：“你好好幹，心中要有目標，為目標要不懼人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
張居正必須要好好幹，因為他想要的，已經超出了嚴嵩的想象力。不過在1548年，他還隻是個翰林院編修，現實支撐不了他的理想，要現實可以支撐理想，就必須向上爬。他意識到，自己可能找到了大樹，而這棵大樹能否讓他死心塌地地去靠，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但無論靠還是不靠，他必須要有個“靠”的姿態，也就是說，他應該隨波逐流，巴結嚴嵩，這是當時政治場的風尚。當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時，如果你不去做，你就是傻子，即使這件事是錯誤的。
1548年最後一個月，嚴嵩生日，張居正為他寫了篇賀詞。這篇賀詞隻是歌功頌德的例行文章，不過張居正可能是發自肺腑。因為那時，嚴嵩還未展現他人性中爛汙的一麵，張居正也把嚴嵩當作是“手扶乾坤，呼喚日月”的偉大人物。
甚至可以說，此時的張居正是把嚴嵩當成顧璘那樣的貴人，和顧璘大不同的是，嚴嵩似乎不想做張居正的心靈導師。張居正太年輕，地位太低，除非是超級慧眼，不然根本發現不了張居正的潛力。
然而有個人就具備這種超級慧眼，在人頭攢動的翰林院，一眼就發現了張居正。他就是當時的禮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翰林院常務副院長），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張居正老師的徐階。
徐階是上海人，矮小白皙，典型的南方人。十八歲時拜心學宗師王陽明的高徒聶豹為師，苦研陽明學，終有所成。二十歲中進士，入翰林院做編修。他有著南方人特有的柔性，無論是相貌還是為人處世的方式。熟悉他大半生政治生涯的人評價他說：徐階就像是彈簧，壓力來時，他能屈服退讓；壓力一減輕，他不但立即恢複原狀，而且會突破原狀，爆發更大力量。
1548年時，徐階的這種政治風度還未完全展示，他和嚴嵩龍爭虎鬥的帷幕還未拉開。但遲早會拉開，因為徐階是夏言一手提上來的。而且徐階有能力，嚴嵩看到徐階，就想到夏言，條件反射地，他對徐階毫無好感。
就在與嚴嵩站上擂台的前夕，徐階發現了張居正。
徐階眼中的張居正，好學深思，沉穩莊重，但內心靈動，和他二十五歲年紀本該有的青春躁動極不相襯。他關注張居正，以陽明學“勇於擔當”的思想精髓指點張居正，二人漸漸地由師生進化到朋友關係。或許是徐階的大力指點，又或許是張居正滿肚皮的政治才能不得不溢出，1549年，張居正向朱厚熜上了一道《論時政疏》。
《論時政疏》是張居正初期政治思想的結晶，也是他日後在帝國推行改革的草圖。按他的看法，明帝國當時有五大問題亟須解決：藩王、財政、邊防、吏治，最後一個是溝通，也就是皇帝和臣子的交流問題。
先看藩王，明帝國藩王無數，藩王的子孫多如牛毛，雖沒有“尾大不掉”之勢，但需要政府財力供養，供養這些藩王及其子孫，需要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問題是，政府財政收入已非常勉強，年年入不敷出，所以張居正說要整頓財政。
至於邊防和吏治問題，張居正認為是一回事。官員把無為當作最大作為，沒人做事，行政效率低下，貪汙腐敗橫行，長久下去，邊防肯定會出事。
最後一個問題是暗指朱厚熜的。朱厚熜在執政後期把自己鍛造成一名虔誠的道教徒，整日躲在密室修煉，和大臣見上一麵，無異於鐵樹開花。皇帝不和大臣溝通交流，就不知天下事，何談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