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深刻反映了戴高樂日趨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爾登戰役中的一個事例，闡明了他的看法：“戰爭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則以外，沒有什麼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決定作用的隻有實際情況和人的個性。”對個性的強調在戴高樂的思想中已開始初露端倪。
《敵人內部的傾軋》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貝當的注意，貝當並沒有忘記給戴高樂許下的諾言。1925年10月，在美因茲窩窩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樂受命到貝當的辦公室任職。這時的貝當已是法蘭西最高軍事會議副主席、三軍首腦和法軍總監了。
5年後，戴高樂又出版了《劍刃》一書。書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為怎樣的人。戴高樂完全按照他所刻畫的形象來塑造自己，他對領袖人物的描寫，他自己都一一實現了。
1927年9月，整整當了12年上尉的戴高樂終於成了戴高樂少校，並於12月被委任為派駐特裏爾的第十九輕步兵營的營長。戴高樂少校治軍甚嚴，士兵經常處於警戒狀態，但在進行打靶、隊列訓練和各種競技活動等軍事操練之餘，則開展體育比賽、戲劇表演和聯歡活動。當然戴高樂少校也沒有忽視士兵們的文化教育，他經常召集士兵們聽他的講演，內容不外乎法國曆史、軍事戰略戰術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們的愛戴。在他擔任營長的兩年時間裏，貝當又多次為他遮陽擋雨。
不屑於趨炎附勢的戴高樂後來還是給貝當製造了一次麻煩，事情的起因在於新兵都不喜歡在氣候寒冷、人地兩生的特裏爾服役，有些人就通過身居要職的親戚設法調回法國本土。戴高樂對此大為憤怒，他頒布了一個通告，凡是要求調回的輕步兵將一律受到懲處，全營官兵每天都要誦讀這個通告一遍。之後不久戴高樂就接到調動一名士兵的電令，他非但沒有執行，反而把這個士兵關了兩個星期的禁閉。而這個新兵是在戴高樂頒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議員的，不過，即使戴高樂知道也不會改變他的決定的。
這位惱羞成怒的議員向陸軍部長告了一狀，陸軍部下令調查，如果這個錯誤成立的話，戴高樂將受到關60天禁閉的處分。於是戴高樂直奔巴黎，麵見貝當陳述事情的經過，貝當又一次幫助了戴高樂少校，最終陸軍部長決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過，貝當和戴高樂的“甜蜜”關係已經趨於破裂。貝當已經開始意識到戴高樂不再是俯首貼耳的順民了，也許他從來就沒有“是”過，這個剛愎自用的“家夥”其實用處並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麼大，相反還總是令他難堪。
1931年底，戴高樂從中東回國後，到貝當主持的最高國防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兩年後，被提升為中校。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十幾年中，戴高樂多次調動過駐防地點，但此後的六七年內，他相對穩定在軍界首腦部門進行軍事戰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晉升為上校後被任命為駐麥茨的第507坦克團團長，才回到軍事指揮的崗位。
戴高樂在當時的軍事戰略上，有自己鮮明的觀點。他認為，在戰爭條件下，法國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與比利時接壤的法國邊界更加脆弱。英國和美國可依靠天塹之險，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作為屏障。法國首都巴黎周圍都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
在這種情況下，構築再堅固的防禦工事也無濟於事，惟一的辦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調遣的機動力量，也就是說，“一批常備的、團結的和能夠熟練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隊伍”。而且要在陸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選人員”。他認為，全部現役人員應該在10萬人左右，由常備軍組成，他們應在精銳部隊中服役6年，掌握專門技術，培養進取精神和集體精神，而且在指揮方麵也要有相應變化，以適應機械化戰爭的瞬息萬變的局勢，還要注意發展無線電通訊係統。
戴高樂當時軍銜不算高，人微言輕。在關鍵時刻，國會議員雷諾給了戴高樂重要幫助。1935年3月15日，雷諾在國民議會上發表演說，建議建立一支機械化部隊。但是，決策階層的頑固勢力太強大了，雷諾的計劃被宣布為“無用，不受歡迎，違反邏輯與曆史”，遭到了國民議會陸軍委員會的拒絕。國防部長莫林將軍還把這種軍事戰略上的爭論，轉化成對戴高樂的憤恨，把戴高樂從1936年的晉升名單中勾掉了。
局勢的發展開始朝著有利於戴高樂的方向發展，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都已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統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萊昂·勃魯姆主持下的人民陣線政府，擬定了一個龐大的國防計劃，其中大部分用於坦克和空軍。這一年10月的一個下午，萊昂·勃魯姆會見了戴高樂。戴高樂與勃魯姆的會麵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目的，不過戴高樂總算給勃魯姆一個說得過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