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完全浸沉在大戰前緊張的氣氛中。丘吉爾在指揮部會見了戴高樂。他們的談話有使戴高樂感興趣的地方，這就是解放歐洲的戰役即將開始，雖然美國和英國在製訂諾曼底登陸的方案時，完全把戴高樂撇在一邊，但是戴高樂重返祖國的日子畢竟越來越近了。
在倫敦，戴高樂還會晤了艾森豪威爾。艾森豪威爾向他介紹了渡海作戰的準備情況。
同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的這兩次談話，氣氛都十分緊張。但是，當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還是通過倫敦廣播公司發表簡短的講話：“最崇高的戰鬥開始了！法國的戰役打響了。在全國、在帝國、在軍隊裏，隻有一個共同的意誌，一個共同的期望。”
諾曼底登陸後，戴高樂從倫敦又回到阿爾及爾。在這期間，戴高樂於7月6日訪問了華盛頓，同羅斯福進行了3次禮貌的，但極不愉快的談話。戴高樂得知，羅斯福認為未來世界秩序的基石將是美、英、蘇和中國四大國，而法國則自從1940年6月崩潰以後，就永遠失去了大國的地位。戴高樂離開華盛頓以後，美國國務院於12日發表一項聲明，表示美國政府確認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有資格在解放後的法國行使行政管理的權利。
7月底，解放法國的戰鬥進入了新階段。盟軍諾曼底登陸後，德國法西斯軍隊迅速潰退，通向巴黎的大門打開了。8月15日，法美聯軍進行了另一次兩棲作戰，在馬賽和尼斯之間的普羅旺斯登陸成功。勒克萊爾將軍率領的戰鬥法國第二裝甲師於8月初在諾曼底登陸，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在法國本土堅持遊擊戰爭的武裝力量紛起響應，有力地打擊了潰退中的敵人。
解放巴黎的時機成熟了，18日，戴高樂從阿爾及爾經直布羅陀回國，這時，解放巴黎的戰鬥正在展開，24日夜晚，勒克萊爾部隊的前鋒深入巴黎心髒，巴黎市區此時已經結束了戰鬥，德國侵略軍已同法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達成停火協議。第二天，戰鬥法國第二裝甲師舉行了入城式，美國第四師的一部分也隨法軍進入巴黎。德軍駐巴黎衛戍司令馮·柯爾梯茨將軍簽署了停火協議，命令城內德軍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樂從巴黎的奧爾良門進入市區，隨後，立即來到聖多明尼克大街國防部舊址。4年前，戴高樂就是從這裏撤離巴黎的，現在又回來了。景物一切依舊，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經經曆了一場嚴峻的考驗。
第二天下午，戴高樂來到凱旋門，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向他歡呼。戴高樂在軍隊的將領們和抵抗運動的領袖們的簇擁下，從凱旋門沿著香榭麗舍大街，步行前往協和廣場。
戴高樂從1904年在英國組織“自由法國”到現在掌握整個法國，可以說達到了榮譽的頂峰。但他沒有被榮譽衝昏頭腦，他意識到法國前麵的路不會很平坦。
法國的政局動蕩不安，開始勝利後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戴高樂提出了辭職，雖然不是自願的，卻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他的辭職沒有引起多大的波動。
在科龍貝，戴高樂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寫完了《戰爭回憶錄》，一共用了十多年時間，最後一卷《拯救》是當他12年後重返政治舞台的時候才完稿的。
在此期間，戴高樂也並不是完全關起門來寫書，國內外的重大事件經常引起他的密切關注。他一刻也沒有放鬆對法國“政黨體製”的抨擊。在他辭職以後，3個主要政黨——人民共和黨、共產黨和社會黨——聯合主持了幾個月臨時政府的政務，共產黨雖是第一大黨，但是總理一職卻由人民共和黨和社會黨輪流擔任。在這幾個月中，臨時政府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起草新憲法。新憲法通過之日，也就是法國進入第四共和國的開始。新憲法草案反複修改，終於把總統的職權限製到幾乎隻有象征性的意義，製憲權握在議會手裏，各個政黨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隻要能在議會獲得應有的多數，就可以成為付諸實施的政策、法律或法令。
1946年6月16日，戴高樂在沉默近半年後，就法國的政局發言 。他選擇第一個從希特勒占領下解放出來的城市——貝葉——作為他發表這一重要演說的地點，是別有寓意的。後來一提到“貝葉演說”，人們就立刻想到戴高樂辭職後的第一次公開聲明。他認為黨派之爭是法國政局動蕩的根源，指出“行政權應該由超越各黨派的國家元首授予政府”，國家元首由包括全體議員在內的範圍更廣泛的選舉團選出，他“既是法蘭西聯邦的總統，又是共和國的總統”，國家元首的職責是負責任免人員、頒布法律和公布法令，主持政府會議，裁決意外的政治事件，在國家處於危急時期保證國家的獨立和批準法國簽訂的條約。戴高樂在“貝葉演說”中勾勒出了他將來主持第五共和國時的政體。但是，沒有人理會他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