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工人們占領了南特的飛機工廠，許多別的工廠的工人也起而效仿。蓬皮杜對議員們說，法國麵臨的是一種文明的危機，而不是政府的危機，青年們提出的問題涉及到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的權利和責任，他們的道德平衡問題。戴高樂在辭去總統職務以後也曾同當過政府文化部長、戴府座上客的安德烈·馬爾羅談論過所謂“文明的危機”。戴高樂和蓬皮杜都不認為第五共和國會被學生們推翻，但是他們都隱約而又分明地感到，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孕育著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就像戴高樂說的“技術文明”（即今天我們所說的新技術革命）必將帶來新的社會問題一樣。
14日，巴黎的事態繼續惡化，學生們進駐奧代翁大劇院，巴黎大學的牆上塗滿了五顏六色的標語，學生們到處發表演講，唇槍舌劍，抨擊時政。
18日晚10時，戴高樂返回跟5天以前一樣混亂不堪的巴黎。午夜，戴高樂召見蓬皮杜等政府要員，局勢幾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戴高樂除了大叫“改革可以，胡鬧不行”之外，拿不出任何可以突破僵局的辦法。學校和工廠繼續處於被占領狀態。
23日，戴高樂召開內閣會議，他說，社會需要改造，為了緩和工人和學生們的對立情緒，惟一的辦法是推行勞資合作，借助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措施緩和一下激化的矛盾。他透露可以就合作問題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但這時誰也說不清楚戴高樂的合作計劃的具體內容，而公民投票隻能是孤注一擲的辦法——像押賭注一樣，如果戴高樂得到多數，風潮也就失去了依托，否則，戴高樂就隻好下台，戴高樂在瀕臨山窮水盡的時候，想再次求助於公民投票這個殺手鐧。他沒有必勝的把握，但想試一試自己的權威還有多大作用。
24日，戴高樂發表演講，這是他在出訪羅馬尼亞之前就已決定了的。他向全國透露，他打算對國家實行一次較大的改革，讓大家更廣泛地參加同他們直接有關的活動。他打算就此提出一項法案，在6月份舉行公民投票。他最後說，如果法案遭到多數人反對，他隻好辭去總統職務。
就在戴高樂發表演講的24日，罷工人數增加到800萬人，電視台也參加了罷工。演講引不起人們的任何熱情。戴高樂氣急敗壞，無可奈何。25～26日兩天，他獨自一人在愛麗舍宮度過了惴惴不安的周末。27日下午戴高樂主持內閣會議，他和部長們依然束手無策。這時，全國學生聯合會正在拉丁區南部的夏勒蒂體育場召開群眾大會，接著舉行遊行示威。
下次內閣會議預定在29日上午10時舉行。9時15分，蓬皮杜突然接到電話說，戴高樂將軍很疲倦，要回科龍貝休息24小時，內閣會議改在30日下午3時。上午11時，戴高樂親自給蓬皮杜打來電話，說他隻是想靜靜地休息一下，第二天下午3時一定回來。
幾小時後，總統府秘書長貝爾納·特裏科匆忙來到馬蒂尼翁大廈，向蓬皮杜和部長們宣布了一個意外的、富有戲劇性的新聞，說：戴高樂並沒有回到科龍貝，“將軍失蹤了！”消息傳來，舉座愕然。
原來，戴高樂乘坐的直升飛機沒有直飛科龍貝，而是轉道聯邦德國的巴登一巴登。在那裏，戴高樂同法國駐德部隊總司令馬絮將軍進行了1小時的密談，然後又重新起飛，返抵科龍貝。戴高樂的行蹤十分保密，據說除馬絮外，隻有國防部長梅斯梅爾和聯邦德國總理知道。戴高樂同蓬皮杜總理開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蓬皮杜感到，戴高樂的舉止有失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