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可由而不可知”：儒家對百姓的教
儒家相信人類的普遍道德感和道德規範都必須深植於普遍的人性之上。既然，人在性善的基礎上是平等的，人性皆有所同然，那麼儒家的道德規範就不隻是按照君子的道德情感來設計的，或是依照聖人的標準來要求的，儒家的道德規範其實就是普羅大眾所能實踐的日常倫理。儒家的道德規範既不企圖矯正人性，也不奢望超越人性。從這一點而言，儒家道德規範應該是能夠使百姓做到“日用而不知”的。百姓每日就是按照這樣的道德規範來待人接物的，他們天生依照自己的樸素的良心就能夠實踐儒家的道德規範，但是作為大眾，他們卻不能自覺的反省這種道德的來由，這才是真正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的道德規範是儒家之教的基本內容，因此，理解儒家的“善教”思想必須從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的真實含義的理解入手，對整個儒家思想進行一種體係性的解讀。
儒家之所以如此重視對百姓的教化與其對政治的認識息息相關，儒家始終認為良好的政治不僅僅是一二賢人在位而可實現的，必須植根於“全民”之上。禮治秩序的重建、仁政王道的實現都不僅僅依靠統治者的“正己”之功，而有賴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之道德在全民中的接受與自覺的踐行。因此，梁啟超這樣評價儒家的政治思想：“儒家所謂人治主義者，絕非僅恃一二聖賢在位以為治，而實欲將政治根基於‘全民’之上。”這樣的政治思想雖為“人治”，但在今日也有其意義，如何培養體製中有德行、有責任、有擔當的公民，如何恢複並重建一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與道德基礎，儒家的經驗都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關於以上的探討我們發現，儒家的教並不是朝三暮四的愚民之教，也不是政治領袖與精神導師、偉大舵手三位一體的政治教化。儒家的教根植於對人性善的基本認識，以百姓日常實行的“中庸之道”為內容，乃是一種旨在養成百姓良好倫理習慣的日常之教。
結語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語實際上是儒家“善教”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其中表達的思想涵蓋了儒家對民性的認識、對教化意義的認識等等重要內容，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一句話的解讀作為理解儒家善教思想的一把鑰匙。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要正確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也需要我們首先對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品格有一個大體的判斷。研究思想史，需要對原典進行解讀。在解讀原典的過程中，我們不能斷章取義，脫離思想的整體邏輯結構和思想的獨有品格來解讀原典中的語句，也不能僅憑文字的文義注釋和斷句來對原典中的思想進行任意的解釋。脫離思想的原有結構來解讀思想勢必導致對思想的誤讀，要麼是任憑己意的貶低、批判，要麼是根據現實需要加以無限製的拔高。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研究思想史，一方麵是還原思想家的原始麵貌，另一方麵涉及到評價，對儒家的善教思想也不例外。儒家“善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的政治實踐有著相當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一方麵儒家的“風行草偃”之教強調權力行使者自身的德性，要求他們通過“正己”來實現統治的正當。任何社會的統治者都需要有一定的品德，這即便是在今天的法治社會也依然需要。另一方麵，儒家“善教”在民間倡導一種植根於普遍人性基礎上的道德規範，這種道德既不超越人性，也不扭曲人性，強調道德本身應該是百姓可以踐行的日常倫理。對於經曆了“四萬萬人皆堯舜”、“狠鬥私字一閃念”的中國而言，這樣的思想尤其具有反思的價值。
然而，對於儒家“善教”政治思想中的局限，我們也應該有著正確的認識。其中，儒家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於，他僅僅奢望統治者能夠憑自身覺悟實現“正己而物正”，總是從統治者的思想內部尋求解決權力濫用的方法，從來不曾研究過如何合理分配權力、如何使權力能夠互相監督的問題，不希求從製度上解決權力的難題，權力的濫用是永遠無法得到克服的。同時，儒家思想使每一個人都與政治的問題息息相關，政治問題的解決需要從百姓“孝悌”的日常倫理入手，這樣的思想從表明上看不存在問題，然而，在實踐中卻會造成個人缺乏獨立於政治的生活空間。現代的中國就曾經經曆過一個人人參與政治，政治像陰霾一般籠罩人生的時代，因此，這樣的思想難道不應該被我們警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