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活動中，民主建國會、省婦聯、各區街道辦事處和代表各個層麵的研究會誌願者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顯示了女性民間組織的社會組織能力。女性民間組織對這次事件的積極介入，可以看作是對男性中心的一次強有力的衝擊。這是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有關社會、民族、戰爭等一係列重大事件發生時，正是男性中心意識形態極度膨脹的時刻。然而，這一次，陝西婦女研究會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第一個站出來張揚疫情中的人文關懷，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一行動，也無形中製造了女性民間組織介入社會事件的知識。女性沒有成為“缺席者”，在抗擊非典的影像裏，女人成了操縱、生產、解讀產品的主人，在社會空間重新建構屬於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知識元素——信心和力量。
三、越界的挑戰
社會性別關係是建構出來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今年所發生的重大突發事件中女性的表現裏看得很清楚。伊拉克戰爭爆發時，鳳凰衛視中文台的女記者呂丘露微，在內地記者們紛紛撤離戰區時，第一個衝破封鎖、進入戰火紛飛的巴格達，伊拉克戰事平穩以後，幾乎沒有停頓，呂丘單薄而堅毅的身影又出現在另一個戰場——北京非典疫區。有意思的是，呂丘的行為在國內引起了一場關於男記者和女記者誰更勇敢的爭論，更多的觀眾將男記者的撤離和女記者毅然奔赴戰場進行對比，使危機事件中的社會性別問題顯得意義深遠。柴靜，中央電視台的女記者，帶著充分的人文關懷、社會良知和職業責任感大膽進入隔離病區，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感性和似乎不屬於她們的勇敢和敏銳張揚了女性品質，並將這種品質透過媒體建構起全新的性別氣質。這些女性的舉動無論如何都具有挑戰傳統兩性形象的意味。
深入“戰區”，深入“隔離病區”，這些行為在性別隔離的文化環境中有明顯的性別標記，它是男權的象征。然而，這種標誌被女記者的“闖入”打破了，被視為“自然”的性別標記因為“社會”的實踐而改變了。
在全社會恐慌的氣氛中，女性民間組織的挺身而出又意味著什麼？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同仁不知什麼原因，幾乎就在同時，在抗擊非典的戰役中談論著這些女記者。當然，她／他們並不是預先設定男女就該有性別上僵化的定型，也不是以“性別偽裝”的遊戲來理解她們的行為，從而更進一步鞏固傳統的性別結構。她／他們認為，這種行為是“自由選擇”象征，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和運用。
女性的角色往往被限製在私人領域內，涉及到公共領域，女性參與社會事務，尤其是涉及政治等方麵的社會事務更會受到來自各方麵的壓力。然而，女性民間組織靠著一種性別的敏感站了出來，其切人途徑是在抗擊非典的活動中，而生命與健康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女性特質”有天然聯係。這次社會性別實踐在策略地選擇了關注眼前利益的方式進行，而它的背後卻折射出戰略性別的意義，女性在參與公共領域的大事件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研究會的這次行動，實際上為社會的全民動員，為女性民間組織實踐對傳統社會性別的反思和批判，也為社會提供了一個危機情況下人文關懷的範例。它通過自己的聲音提供了一個多元敘述的文本，切入角度不同，發聲位置不同，表現手法不同，身份不同，也許是一種另類的聲音，但它卻遵循著這樣一個邏輯：男女平等的承擔社會責任，將女性主義者倡導的行動真正融入到性別實踐中。
在這次行動實施的過程中，陝西婦女研究會一直在構想如何回應可能在農村發生的疫情。秘書長的電話這幾天不斷的響起，大家又要為這件事絞盡腦筋了。目前，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基金會、機構回應農村的抗疫呢？中央台以抗擊非典為主題的大型文藝晚會“我們眾誌成城”，出現了醫生、學生、科學家、工人、解放軍、幹部、市民的代表，但遺憾的是唯獨沒有農民的形象。政府一再強調“非典”在農村的傳播可能造成社會真正意義上的危險，但究竟又有多少人真的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這個數量龐大的弱勢群體呢？
研究會為了擴大對邊緣人群的支持，正努力尋求更多的資源，她／他們把城市社區宣傳的成功經驗傳遞給了其他基金會，把關注的焦點投向了農村。研究會發展組的成員具有豐富的農村社區發展工作的經驗，關注農村邊緣人群是她／他們的責任和使命。當性別問題融入到階級、地域、國家問題之中，糾纏在一起時，就使這個議題變的異常複雜。盡管這一過程實施起來也許不會很順利，但這樣的推動本身就是極具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