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幹預項目的關注點很快就集中在三個方麵：（1）單一內容的宣傳品顯然不能滿足農村的需求，提供盡量多的信息是村民了解、預防“非典”，保護自身權益不受侵犯的重要保障。於是，為村民提供係列宣傳品更為有益；（2）作為一個關注性別問題的女性民間組織，在非常時期站出來，有必要反映出女性民間組織的特征，發聲是必要的，宣傳中也應體現這一形象；（3）接受知識的對象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人群，她們／他們受教育的程度較低，因此，在文字表達上要有可接受性，通俗易懂，圖文並茂，在內容選擇上，要更突出村民的實用性、可及性。
婦女民間組織在進行社區幹預時往往強調保持社會性別的敏感性。盡管，女性主義內部對女性特質也有爭議，但我們總感到作為女性特有能力的張揚，正是實現權力轉化和尋求解放途徑的基礎。女性民間組織需要發現並不斷擴大自己表現的場所，從而避免複製父權文化將女性作為邊緣位置的處境。以抗擊非典為線索，關注身體、關注健康，盡管這種介人與傳統的女性身份有聯係，但女性的這種人類關懷的品質，應該在挑戰性別規範的活動中表現出來。
其實，挑戰的意義還在於一種創新。它的意義就在於使女性的活動空間突破公私領域的劃分，由私領域向公領域的擴展，使女性不再是被動的，而首先是具有主體感的，不再是消極的接受者，而成為知識傳播者，以此突顯婦女在社區健康中的貢獻和價值，表現邊緣的力量。世界衛生組織出版的《作為保健提供者的婦女》一書，對婦女在健康方麵的作用是這樣描述的：（1）婦女在提供保健衛生方麵承擔著一種傳統的自然角色；（2）在一般家務勞動如打水、購物等過程中，婦女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有助於許多有經驗的健康信息的傳遞；（3）婦女在社區健康方麵通常有更深厚的根基；（4）社區中存在的許多婦女組織為婦女參與健康促進活動提供了現成的機構。盡管我們對婦女與健康的“自然”關係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與評價，但我們仍要看到女性經驗是知識生產的首要前提，同時，在貧困農村社區開展健康宣傳活動，麵臨著男性大量外出打工、獲得“非典”知識的渠道相對匱乏、婦女承擔著生產生活的負擔較重的客觀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從社會性別敏感的角度出發，強調尊重女性經驗，在此基礎上為婦女賦權，這樣做既利於她們能力的增長，又能突破她們傳統的角色定位。
能力增長作為研究會工作理念之一，總期望在社區幹預過程中體現這一目標。其基本原則是：從參與者的角度出發，傾聽她們的聲音，並按她們提出的需求規劃和實施項目；促成規劃者同參與者之間積極的互動關係，以贏得參與者的信任；為人們的“知情選擇”提供足夠的信息和知識，特別是要讓人們了解參與的權益；要增強社區成員的權力，即增強他們對資源、網絡、信息及決策的控製。（《婦女生育健康促進與研究》，Cordia Chu主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當然，這裏無論是用“為”、“給”、“賦”都存在一個“外”與“內”的關係。一般來說，權力的運作大致包括四個方麵，“在上的權力”，其特征是存在主從關係；“獲取的權力”體現決策權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共享的權力”共同努力實現資源的控製；“自在的權力”即主體自我意識、實現自覺。在實施項目之前，我們也了解過需求，但客觀地說，由於多少具有緊急救援的性質，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因此，如何看待賦權（暫且沿用習慣用語）是一個重要前提，我們需要將它看著是一個權力運作係統的連續過程來理解，而在這個過程中，處理好“給”與“需要”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當時的理解是，為社區群眾提供盡量多的信息獲得渠道，傳播更多的“非典”症狀預防知識及政策、法規等相關權益保護方麵的宣傳，對於資源相對匱乏的農村社區來說是必要的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