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說：“‘禮’字就是‘理’字。‘理’表現出來被人看見就是‘文’，‘文’隱藏起來不為人所見就是‘理’，兩者是一個東西。‘約禮’是要讓人的心中純粹都是天理。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在‘理’能被人所看見的地方下功夫。例如，呈現在侍奉雙親上，就要在侍奉雙親上學習如何存養天理；呈現在輔佐君主上，就要在輔佐君主上學習如何存養天理；呈現在身處富貴貧賤的境遇中，就要在富貴貧賤的境遇中學習如何存養天理；呈現在身處患難、身處荒蠻之地時，就要在身處患難、身處荒蠻之地中學習如何存養天理。無論有所作為還是無所事事，與人交談還是處於靜默之中，沒有一處不是這樣，隨著天理呈現於具體的事物，就要在具體的事物上去學習存養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的含義，便是‘約禮’的功夫。‘博學於文’就是‘精研’的功夫，‘約之以禮’就是‘專一’的功夫。”
【一〇】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33]，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譯文】
徐愛問：“朱子說‘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如果以先生‘精研專一’的教誨來推斷，這一說法似乎有弊端。”
先生說：“是的。心隻是一個心，不夾雜著人欲便是道心，夾雜著人的偽飾就是人心。人心如果能夠使其歸於正道，則是道心；道心如果失去正當，即是人心。起初並非有兩個心。程頤先生認為‘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這話乍聽之下像是將心分開來說了，實則是一個心的意思。如朱熹所說‘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則認為有兩個心了。天理與人欲從來不能並立共存，哪有以天理為主宰，而人欲聽命於天理的道理呢？”
【一一】
愛問文中子[34]、韓退之[35]。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36]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37]。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38]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讚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39]以後，《詩》自‘二南’[40]以降，如《九丘》《八索》[41]，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嚐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42]，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誌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隻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複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隻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複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