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愛說：“孔子刪述《六經》，隻是要去除人欲、存養天理。比如春秋五霸以後的事，孔子不想詳細告訴世人，固然是這個道理。至於堯舜以前的事，為何也記載得十分簡略呢？”
先生說：“上古時代離孔子已經很久遠了，事跡也十分模糊，流傳下來的很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時的民風淳樸，沒有浮誇文飾的風氣，這就是上古時代的社會狀況，不是後世所能比擬的。”
徐愛說：“像《三墳》一類的書，也有流傳下來的，孔子為什麼都刪掉了呢？”
先生說：“即使有傳下來的，也與時事的變革有所不合了。社會風氣更加開放，文采更勝以往，到了周朝末年，即便想要恢複夏商時期的淳樸風俗，也已經不可能了，何況恢複到堯舜的時代呢？更不必說恢複到上古時代的風俗了！雖然各個時代的社會治理有所不同，但所遵循的道理卻是一致的。孔子遵循堯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製。文王、武王之道即是堯舜之道。隻是因為時代不同，社會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與所設的政令自然也不同。即便把夏商時代的製度政令在周代推行，恐怕也不合時宜了。所以周公對於大禹、商湯及周文王的製度都有所研究，遇到有不合時宜的地方就反複琢磨，以至於夜以繼日地思考。更何況上古時代的典章製度，又怎麼能夠恢複施行呢？這就是孔子為何要刪述上古時代之事的緣由了。”
先生又說：“隻采取無為而治的措施，不如像三王那樣因時製宜地治理。如果一定要恢複實行上古時代的典章製度，就是佛家和道家的觀點。如果能因時製宜地治理，但不能像三王那樣本於大道，而是出於功利的心態來推行治理，則是春秋五霸以後的社會治理了。後世的儒者討論來討論去，隻是講如何實行霸道而已。”
【一二】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複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複矣。”
【譯文】
先生又說：“堯舜以前的社會治理，後世不可能恢複，因此可以略去不記。夏、商、周三代以後的社會治理，後世不能仿效，因此可以刪減。隻有三代的社會治理是可行的。然而現在那些討論三代之治的學者，不明白三代之治的根本，卻鑽研那些細枝末節，這樣三代之治也不可能恢複了！”
【一三】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譯文】
徐愛說：“以前的儒者討論《六經》，認為《春秋》是史書。而史書專門記載具體的曆史，恐怕與其餘《五經》的題材體例有所不同。”
先生說：“從記事的角度來說就是史書，從論道的角度來說就是經典。曆史就是大道的具體呈現，大道就是曆史的根本緣由。《春秋》也是經典，其餘《五經》也是史書。《易》是伏羲時的史書，《尚書》是堯舜以後的史書，《禮經》《樂經》是三代的史書。其中的史實並無區別，其中的大道更是一致，怎麼會有所謂的區別呢？”
【一四】
又曰：“《五經》亦隻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
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誌’，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雲：‘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誌，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譯文】
先生又說：“《五經》也隻是史書。史書的目的是辨明善惡，將經驗教訓告訴世人。曆史上可以作為示範的善行，就記錄具體的事跡讓後世效法；曆史上可以作為教訓的惡行，就記錄教訓而刪去具體的事跡，杜絕類似的奸惡之事。”
徐愛說：“保存善行的具體事跡讓後世效法，自然也是存養天理。刪去惡行杜絕奸惡，也是為了把人欲遏製在將要萌芽的時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