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侃說：“從去年起，我認為我的這個毛病已經減輕了，現在認真省察，才知道並非如此。難道我真的十分在意外人的看法嗎？隻是聽到讚譽便高興，聽到詆毀便鬱悶罷了。想必這就是這個毛病發作時的表現？”
先生說：“正是如此。虛名與實務相對。務實之心多一分，務名之心就少一分。如果全都是務實之心，就沒有務名之心了。如果務實之心像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一樣迫切，哪裏還有工夫愛好虛名呢？”
先生又說：“‘疾沒世而名不稱’中的‘稱’字讀第四聲，也就是‘聲名超過實情，君子感到羞恥’的意思。實情與聲名不相稱，在世時還可以彌補，過世後便沒有辦法了。‘四十五十而無聞’是指沒有聽聞大道，並不是沒有聲名在外的意思。孔子說過‘這是聲名，並非賢達’的話，他又怎麼會用聲名來評價人呢？”
【一〇七】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譯文】
薛侃經常後悔。
先生說：“悔悟是治病的良藥，然而悔後能改才難能可貴。如果悔悟之情滯留在心中，又會因藥而病了。”
【一〇八】
德章[156]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煆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隻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隻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隻論‘精一’，不論多寡，隻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隻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盡著自己力量精神，隻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157]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隻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個甚麼，可哀也已！”
【譯文】
劉德章說：“聽聞先生用純金比喻聖人，用金的分量比喻聖人的才力，用煉金比喻學習，十分深刻。隻是說到堯舜是萬鎰的純金，孔子是九千鎰的純金，似乎不妥。”
先生說：“你這又是從外在的事物上起念頭，所以才要替聖人去爭些分量。如果不從外在的事物上起念頭，就不會認為把堯舜比作萬鎰純金太多、把孔子比作九千鎰純金太少。堯舜的萬鎰也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鎰也是堯舜的，原本沒有彼此之分。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隻看心體是否‘精研專一’，不論才力多寡，隻要心中純粹都是天理這一點相同，便都可以稱之為聖人。如果在才力氣魄上比較，如何能夠相同呢？後世的儒者隻是在分量上計較，所以才流於功利。如果去除計較分量的心思，每個人盡力讓心中純粹是天理，那麼人人都能有所成就，才力大的人成就大，才力小的人成就小，無須向外追求就都能完備。這便是實實在在、明於至善、以誠立身的事業。後世的儒者不明白聖人之學，不知道在自己心裏的‘良知良能’上去體認擴充，卻去追求那些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識，學自己所不會的技藝，一味地希求高遠、羨慕博大，不知道自己依然是桀紂的心思，卻動不動想做堯舜的事業，這又怎麼辦得到呢？一年到頭忙忙碌碌，等到老死，卻不知道自己做成了什麼事業，可哀可歎！”
【一〇九】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158]，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譯文】
薛侃問：“程頤先生認為，靜止狀態是心的本體，運動狀態是心的作用，對嗎？”
先生說：“心不能夠用動靜來區分體用。動靜是針對時間而言的。就本體而言，作用蘊含在本體之中；就作用而言，本體呈現於作用之間。這就是‘體用一源’。如果說心在靜止的時候可以看到本體，在運動的時候可以看到作用，倒也無妨。”
【一一〇】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159]？”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隻是不肯移。”
【譯文】
薛侃問：“孔子為什麼說，最聰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他們的性情都不能改變呢？”
先生說：“並不是說不能改變，而是不願改變。”
【一一一】
問“子夏門人問交”[16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