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式學堂的創辦也培育了一批實用人才，開始轉變了人才的基本流向。新學堂的學生，多半出身於具有科舉功名身份的封建世家，實際上是先受封建傳統教育，後受近代學校教育，畢業後即成為身受兩種教育和新學舊學兼備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當時起了促使時代進化的橋梁作用。一方麵影響一些科舉出身的文人學士，同他們一起去改變舊觀念，學習新文化，逐漸轉變成近代知識分子；另一方麵帶動更多的青年人向往社會革新，擁護民主共和，逐漸步入振興家鄉、為國爭光的曆史進程。例如相繼畢業於文高等學堂和法政學堂的鄧宗、水梓、聶守仁等人，都成為民國初年力主共和的主要發起者；有些在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和京師法政學堂深造後，重返故裏，如文高等學堂的同期畢業生趙元貞、鄧宗、田育璧、水梓等從事教育，成為一代名師，有的成為教育行政的領導人物。其他各種新學堂的畢業生，一般都進入層次不等的新學堂任教或就職於電報局、織呢局、勸業廠等實業單位。如蘭州礦務、農林學堂的畢業生進入從事工農業生產的有關單位任職，織呢藝徒學堂的畢業生全部在蘭州織呢局就業。普通中學堂的畢業生，除繼續深造者外，一般都成為當地的小學教員或從事其他工作。以上事實，表明清末的各種新式學堂，不僅為蘭州培育了一批新人才，而且反映了當時新人才向實業單位流動的運行軌跡，反映了蘭州教育史上的重大變革。
當然，清末民初蘭州的教育革新及其新式學堂的創辦，也不可避免地體現出一些曆史局限性。當時的中國社會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封建主義在一些落後地區仍居於絕對優勢。而且清末的教育變革，是在不改變封建政治製度的前提下由封建地主階級主持與控製的。這種曆史條件，就必然限製了新式學堂和學堂教育的發生發展，使它難以得到充分發展。另外，所謂新式學堂，其基本模式就是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的學堂。它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發展的產物，是在一百多年的曆史時期內逐步形成的。要把資本主義性質的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國封建主義的故土，這就必然缺乏相應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尤其是在西北這樣的落後地區，要想捷足前進，更增加了困難的程度。這些曆史條件的局限，就導致了蘭州新式學堂在創辦時期的種種不足。
新式學堂帶有明顯的封建性。清末的新式學堂創辦一開始，清政府就製定了全國統一的辦學宗旨，強調必須以“忠孝”、“尊聖”為先，因之蘭州的各類新學堂隻得遵旨照辦，而且在執行中更加嚴厲。凡遇違反清政府教育宗旨的一切言行，輕則掌責，重則開除學籍。同時在課程設置上，一般的新學堂皆以讀經、講經和修身為必修課。在教習力量的配備上也特別重視經學課，因而學生的學習風氣也是比較重視經學課。修身課的主要內容是灌輸封建倫理道德和忠君思想，所有這些，都表明清末蘭州的新學堂並沒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製度和封建思想的束縛，仍帶有明顯的封建性。
師生兩缺是新式學堂的重要缺陷。各種創始時期的學生來源，隻能從各府廳州縣的具有科舉功名和身份的城鄉士子或曾肄業與儒學的其他生徒中收取。但這些士子生徒，不僅為數有限，而且有些人還留戀於科舉考場，不想步入新學堂。各級各類學堂幾乎都是在兩三年同時開辦起步的，也來不及用按等級逐年遞升的辦法擴充生源。至於師資缺乏的現象，則更加嚴重。諸多有識之士雖力主優先發展師範教育為急務，但亦緩不濟急，供不應求，致使許多學堂教師嚴重短缺。
新式學堂的基礎薄弱，後勁不足。當時蘭州的學堂多數是因陋就簡而建立的，除個別的專門學堂及兩所實業學堂由本省藩庫和統捐局直接撥款或借支修建外，多數無力增加設施。各種學堂的創辦者和主持者大都隻會奉命照辦，既無全局性的統籌謀略，又無舉辦新式學堂的實際閱曆，再加上師生兩缺的各種因素，就使得新學堂元氣不足，缺乏後勁。故自宣統三年前後，創辦學堂的熱潮很快回落，導致不少學堂有形無實。大多數專門學堂和實業學堂包括聞名一時的文高等學堂和優級師範學堂在內，均於1910年前後，或忽分忽合，或陷入停辦狀態。這些都是在各種曆史條件製約下形成的必然結果。
劉光求新而勤奮 劉爾炘博學且熱腸
清末民初的十多年內，正是新舊思想公開交鋒的時代，這種狀況在蘭州學界也較為明顯地體現出來。隨著新式學堂逐步取代傳統儒學教育體製，蘭州學界雖然尚未形成完整的近代教育思想體係，但也湧現出諸如劉光、劉爾炘等具有較大影響的知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