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梓對蘭州和整個甘肅的教育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主張解決甘肅教育問題，“應於盡可能範圍內謀實際上的進步，初亦不必高談理論鋪張形式為也。”水梓認為，甘肅遠處西北，文化遲滯，雖興學多年，但由於人力、財力的限製，與東南各省存在較大差距。造成這種差距固然有客觀方麵的因素，但主觀方麵的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他指斥形式主義的新潮人物在辦教育中的盲目發展和短期行為，造成正式學校經費的積欠和緊缺，以及各級學校生源的減少。加之民國十七八年屢遭自然災害，地方秩序混亂，致使本來基礎薄弱的教育首當其衝。因此，他力主在可能範圍內，穩定經費，鞏固基礎，以謀求教育的改良。於是，在他主持下，將榷運局稅收直接劃撥為全省教育專項經費，實現教費獨立，重點使用。減少行政支出，增加學校投入。同時，他還主持了學校教育的改革，改各級學校春季始業為秋季始業，改高等學校的官費為獎學金，實行中小學畢業會考，舉辦學校聯合運動會等，大都能從實際出發，以求地方教育的持續發展。
水梓強調進行人格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並加強生產技能教育，以真正發揮教育對國民素質與能力的提升作用。他認為國家衰敗，民族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固有道德的喪失和科學技術的落後，要振興民族，就必須“恢複固有道德”和“對於科學迎頭趕上”。他把這兩點作為衡量人格教育是否達到要求的標準，要求青年學生身體力行。為此提出訓練中學生的四條標準：以我國舊道德為中心，保持固有之民風；以曆史感化的方法，發揚民族精神；以三民主義為歸宿，養成統一意誌；以軍事訓練養成自衛的能力。在這裏，盡管水梓的恢複固有道德仍複蹈“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以及格致誠正修齊治年輕時的水梓先生平”，都是五四時期已經批判過的內容，但具體教育上並不是拘泥於陳腐教條，而是從一般意義上要求青年有真誠精神，革除浪漫頹廢怠惰等種種惡習等，這在人格教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此外，水梓還結合實際，提出生產教育的要求。他認為改變貧窮落後的具體辦法，唯有實施生產教育和科學教育。其內涵有兩方麵：一是改變傳統上以為讀書就是進身、獵官的科舉思想；二是不僅要在學校設生產課，講授必要的生產知識和技能，而且還要利用暑假參加必要的生產勞動，養成勞動的習慣。為此，他主持將各級學校的春季始業改為秋季始業，就有意要讓大中小學學生有較多接觸農業生產和勞動的機會。
水梓在職期間，積極推進職業教育與識字運動，實施國民教育。他認為，在當時的教育狀況下，若不注重職業教育，就無以言教育機會的均等；不注重識字運動，更無法談民眾教育。為此，提出實施國民教育，一方麵要舉辦短期小學，一方麵要開展民眾教育，並增加社會教育經費。在職業教育方麵，水梓從甘肅實際出發，擬以毛革製造、礦產開采以及畜牧、森林、水利、交通等方麵擴充專業，培養專門人才。對於民眾識字掃盲教育，水梓提出了三項基本原則：減少文盲，發展社會生計，提高國際地位。在他主持下召開過兩次民眾識字運動宣傳大會，並致詞演講動員；擬設社會教育人才培訓所、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和民眾教育館，並在民眾教育館內附設民眾學校及民眾問字處。對於國民教育，水梓根據西北特點，提出八點建議：宣傳國民教育的意義，改造一般思想；注重農村教育，使受教育者農民化；在農閑時舉行農民識字運動及軍事訓練；利用農民集會時，提倡固有道德，灌輸曆史地理常識；在信仰自由精神下，設法促進各類教育的程度；在師資教育方麵增設蒙番回文學科，作為推行國民教育的基礎；獎勵擔任蒙番回教學人員，在國民教育教材中加強西北物產方麵的教育，作為開發西北的準備。以上建議大多屬於積極可行而富有建設性的。
鄭通和（1899—1985），字西穀，安徽廬江人。1923年畢業於南開大學，後留學美國，專攻教育學，獲得教育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即從事教育工作，服務於學界近60年。1938—1946年間，鄭通和在甘肅擔任教育廳長，這八年是他全部教育實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勤於職守，頗受讚許。
鄭通和的教育理論偏重於實踐，並自稱為“實行教育家”。他認為理論教育家的目的在於指示教育發展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往往側重於哲理化。實行教育家則旨在使理論教育付諸實施。古希臘的柏拉圖、蘇格拉底是理論教育家，而中國的孔子既是偉大的理論教育家，又是設館授徒的實行教育家。不過他最崇拜的是兩位近代教育家，一位是美國的教育哲學家杜威，推崇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另一位是被他稱為中國實行教育家典範的張伯苓。鄭通和讚賞其不空談理論而注重“創造事業”的教育觀。他說：“我從事教育實際工作，亦有教育理論所本，即杜威博士實用教育思想，為國家培養實用人才。”他從事教育實際工作，就是期望通過主持校務，培養出大公無私、真才實學的青年人才，擔負其興複國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