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將從事不同職業的人按社會地位分為：士、農、工、商。商人們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從來沒有獲得過較高的社會地位，連他們想炫耀一下自己財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製，錢穆說：“漢代有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之事，此種限製，直到清代，還是時時變相出現。”但因為從商致富最快，尤其是在明清商品經濟發展較快的時期，作為“士農工商”四民之一的“商”，成為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商人的成長及商人隊伍的壯大可謂一波三折。一般認為，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經曆了秦漢、唐宋、明清三次高潮。明清時期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的商幫的崛起，更為中國的曆史畫卷平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其中著名的大商幫有山西、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陝西、福建、廣東、江右（江西）、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寧波、龍遊（浙江中部）、山東商人。明清時期初步形成的傳統市場體係，主要靠作為市場主體的各個地方商幫連接市場。經濟史學家吳承明先生認為，大商人資本的興起是中國16、17世紀現代化的因素之一。對明清時代商幫興起的社會原因，餘英時先生強調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中國的人口從明初到19世紀中葉增加了幾倍，而舉人、進士的名額並未相應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機會越來越小；第二，明清商人的成功對士人是極大的誘惑，明清的捐納製度又為商人開啟了入仕之路。而用經濟學來解釋，就是對“機會成本”的考慮左右了人們的擇業行為。
明清時期的商幫中，以晉幫（山西商幫）、徽幫最為著名。他們是全國商界舉足輕重的商人集團，積聚了大量的商人資本。所謂“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謝肇淛：《五雜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晉商，以其資金雄厚、活動範圍廣闊，居各幫之首。晉商綿延繁榮達500年之久，商路蹤跡遍布全國和近鄰俄羅斯、日本、蒙古等國；從晉商中產生的金融機構票號，執晚清中國金融牛耳百餘年，號稱“彙通天下”。晉商大族大部分起家於貧寒：渠家起家於小販；王家起家於賣豆腐；常家則起家於背著褡褳小買小賣的“行商”。據資料記載，其他的晉商大族也基本如此。據說明代徽商的資產達到白銀百萬兩，山西商人之富超過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白銀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資產達到白銀千萬兩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間山西商人創造出經營彙兌業的票號，彙通天下，顯赫一時。但票號在晚清的晉商行業中幾乎是一枝獨秀。由於晚清金融倒賬風波不斷、票號頑固守舊，加之辛亥革命中戰亂的影響，票號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徹底衰敗。
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並非一兩個簡單的因素促成，其中“學而優則賈”是晉商發達並綿延幾百年的決定因素。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是“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後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當地流傳著“有兒開商店，強如坐知縣”，“生子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寫字打算盤，將來住個茶票莊”的民諺。當全國各地的聰俊子弟將聰明才智都用在讀書做官，拚命想擠上科舉功名的“獨木橋”時，山西商人卻在源源不斷地向商界選送文化素質高的優秀人才。
徽州商幫形成於明代成化、弘治（公元1465年～公元1505年）年間，主要經營鹽、糧、茶、布、典當、木材等行業。明代徽商的“足跡遍天下”，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動範圍有所收縮，集中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及北京等少數大城市。徽商財富在明代已達到白銀百萬兩級，清代出現了白銀千萬兩級的巨商。乾隆末年後，由於兩淮鹽區的徽商出現了嚴重的經營危機，加之道光中葉清政府實行鹽法變革，鹽商因喪失壟斷專賣權而紛紛破產，鹽業作為徽商的龍頭行業徹底衰落。晚清茶葉成為徽商的支柱行業，光緒後期由於洋茶衝擊和外商壓價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轉衰，它標誌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
徽商“賈而好儒”，商業經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表現在：
（1）以誠待人；
（2）以信接物；
（3）以義為利。
徽商的“賈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政治勢力，與宗族勢力結合，把“賈為厚利，儒為名高”作為“亢吾宗”“大吾門”的手段。徽商在經商成功後讓子弟習儒就學，捐資廣建書院。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舉人298名；清代單歙縣就有進士296人，狀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一些商人在致富後棄賈業儒仕進、捐納為官。
近代以來，國門大開，隨著內地商幫晉商、徽商的衰落，新的商幫如寧波、潮汕商幫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發展起來。寧波，地處東海之濱，居全國大陸海岸線中段，東有舟山群島為天然屏障，北瀕杭州灣。從寧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風力往來南北，是我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的出發港，在秦代商貿活動已相當活躍。鴉片戰爭後，寧波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