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集權效率高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爾溫·托夫勒，對集權效率高的觀點所進行的批判很值得我們一看，托夫勒說：“堅強的領導，甚至是極權主義的同效率並沒有什麼關係，沒有多少證據可以使人認為，蘇聯今天是在有效地進行活動，雖然它的領導班子肯定比美國，法國和瑞典的‘更強’，也更為極權化。除去武裝部隊、秘密警察和少數對維持這個政權至關重要的某些機構外，根據大家所說（包括蘇聯報紙的許多材料），蘇聯實在是一艘傾斜的船，她是一個被浪費、不負責任、遲鈍和貪汙腐化，總之，被極權主義低效率所削弱的社會。
即使是納粹德國，雖然它在消滅波蘭人、俄國人、猶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上是那樣出奇的高效率，然而在其他方麵決不是有效的。英國議會的一位成員雷蒙德·弗萊徹，曾在德國受教育，並且一直是一位密切注意德國情況的觀察家，他提醒我們一個已被遺忘的現實：
‘我們總以為納粹德國是一個有效率的典型。事實上，英國人在準備戰爭上比德國人搞得好，在魯爾，納粹份子不斷地生產坦克和裝甲車，後來發現鐵路運輸力不足，無法運出。他們使用自己的科學家很差，戰爭期間共完成具有軍事意義的發明達一萬六千種，由於效率普遍低下，實際上沒有幾件曾投入生產。納粹的各情報局互相進行間諜活動，而英國情報工作搞得很出色。當英國人已經組織每個人捐獻鐵柵欄和平底鍋為戰爭盡力的時候，德國人仍在生產奢侈品；當英國人很早就征募好婦女的時候，德國人沒有幹。希特勒本人是一個優柔寡斷的絕妙典型。第三帝國作為一個軍事和工業效率的範例是荒謬可笑的神話’。”
看到集權效率高的人們其實是一種幻覺，集權在某些事上的確是富有效率的，特別是領導重視，領導親自幹預的事，再難再複雜都會立時三刻得到解決。但應當看到這樣的高效率是以打破法定的辦事秩序，簡化必要的手續；以部下丟開正常的工作降低正常工作的效率，全力以赴實現的。偶一為之可以，但如果動輒如此，或事事如此，則部下就無法應對，麻木不仁，相給領導麵子也給不成。君不見在一些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中，習慣於大權獨攬的老板們，僅管象創業初期一樣事無巨細，事必躬親，但效率並無一絲一毫的提高。相反，倒是弄得員工精疲力竭，怨聲載道。
有記者問新希望集團總裁劉永好先生，為什麼他不管具體事務了，企業的業績反而更好了？劉永好深有體會地講：“產生這樣的業績，道理很簡單，以前企業都是我在管理，但我還要用很多的時間去考慮其他方麵的事情，很多事情得不到及時的處理，效率低，而且這樣一個絕對的權威，其他人不能代替，結果往往是造成決策的滯後，管理弱化。”
從劉永好先生的切身體會中，我們不難看出集權效率低的四大原因：
一、集權是專業化分工的天敵，而專業化又是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門。任何一家企業，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好集權與分權的矛盾，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職責分明與專業化分工，必然會引發推諉扯皮的內耗綜合症。
二、下級無所用心，無所事事，毫無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既然凡事都有領導說了算，自己就用不著思考，用不著負責任，隻要請示彙報加機械地執行就行。
三、上、下級關係緊張，離心離德。下級自作主張，做錯了要挨罵，雖然很多時候並沒有錯，隻是上級認為錯了；下級彙報多了碰上領導不順心，心煩意亂時也要挨罵。“什麼事都要問我，要你們幹什麼，吃幹飯”。下級又不是領導肚子裏的蛔蟲，知道他時時刻刻在想什麼，自然會左右為難，怨天恨地，能發泄時則發泄，效率肯定高不起來。
四、既降低下級的效率也降低自己的效率。一方麵應該自己管的事管不好，沒精力去管；另一方麵管事太多，超出自己的最大負荷，出錯的機會大大增加，陷入疲勞戰不可自拔。
2、人少好吃飯
企業精簡機構的目的是為著降低成本與提高效率，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條都不能算作成功的精簡。精簡以後的機構如果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也一並降低了效率，那是為精簡而精簡。人雖少了，飯並不好吃甚至更難吃。
人少好吃飯的前提是飯的總量不變或不斷增長，離開這個前提，人少好吃飯好比人多好幹活一樣會流於片麵。人多了管理要跟上，隻有管理獲得相應地提升，人多好幹活才會變為現實。否則，很容易導致人浮於事，扯皮、推諉、內耗、效率低下等現象的發生。本來一個和尚挑水喝，現在三個和尚反倒沒水喝了，1+1+1不是大於1，而是小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