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來看，科學可能作為一種防禦手段。科學可能成為一種安全哲學，一種保險的體係，一種避免焦慮和煩憂的複雜方法。發展到一定程度，它便會成為一種回避生活的方法，一種退隱的方式。它可能變成一種被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社會機構，這種組織的主要功能是防禦和保守，強調秩序和穩定而不是發現和更新。
科學這一事業最終可能變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種官僚體製一樣，忘記了它最初的意圖和目標，變成一種反對革新、創造和革命的“萬裏長城”，甚至反對複雜的新的真理。
這種官僚可能真真地變成隱蔽天才的敵人，正如批評家往往是詩人之敵，牧師往往成為神秘論者和先知之敵。不過也恰恰正是因為後者，牧師的教堂才得以建立起來。然而，這也正是這種極端觀點的危險所在。
假設科學的功能不但是革命的，而且像所有社會機構一樣，也有保守、穩定和組織的作用，那麼又如何避免這一保守功能的病態化呢？我們又如何能使它保持“正常”、健康並富有成果呢？
我想解決方案是要更加注意每一個科學家的心理狀態，要充分承認他們在性格方麵的個體差異，要認識到科學的任何目標、方法、概念都有可能在個人中或在社會機構中變得病態化。如果這樣的個人很多，那麼他們可能“俘虜”科學機構並把他們的狹隘觀點定義為“科學的哲學”。
人與人之間的互通活動所產生的矛盾，與個人內部的衝突非常類似。在畏懼和勇氣、防禦和成長、病態和健康之間的鬥爭是一種永恒的、心靈內部的鬥爭。我們從個人內部的這一衝突的病理和治療中已經學到一個重大的教訓。站在勇氣、成長和健康一邊，也意味著站在真理一邊，特別是因為健康的勇氣和成長就包含著健康的清醒、審慎和堅韌。
我可以用我個人的經曆來幫助我們在這些辯證的傾向之間保持平衡，並防範那種幾乎已成為我們社會中的一種反射活動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我曾對我自己的學術和科學生涯進行心理分析，發現了必要的避免過分審慎又防止過分勇敢，即避免過多控製又防止過於衝動。
我認為這種持久的衝突，在後退與前進、保守與大膽等等之間進行日常抉擇的這種必要性，是科學家生活中的一個必需分析和內在的部分。科學知識是“個人的”，它必然涉及判斷、鑒賞、信念、冒險、行家資格、奉獻、責任心。
在這裏我想強調的是，許多思想病態化是由二歧化引起的，與蘊含豐富的、整合統一的、協同一致的思維恰恰相反。二歧化是將融合成整體的東西分成幾份，變成多種不同的東西，但這些被分開的東西似乎還是一個整體和自給自足的存在物，但它實際上是分隔開的和孤立的散片。然而，膽識和審慎卻可使二歧化也能彼此結合在一起。和審慎保持整合狀態的膽識在同一個人的內部非常不同於未經錘煉的膽識（僅僅有膽量），後者會因此轉變為魯莽和缺乏判斷力。
有健康膽識的人的明智審慎不同於和膽識分割開的審慎，後者往往是一個殘疾人或一個癱瘓的人。優秀的科學家必須是既能多變又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的人，也就是說他必須在需要時能審慎和懷疑，而在另一種需要時又能敢想敢做。這聽起來有點像對一位直覺的廚師的不十分有益的介紹，說他能“恰當地調味，口味不鹹也不淡”。但科學家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對於他來說，有一種判斷“恰當用量”的方法，也是發現真理的最佳方法。
在這裏請注意一下，“癔病傾向”和“精神分裂傾向”兩者對於全麵發展、多才多藝和靈活柔韌的科學家都是合乎標準的條件。兩者和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麵不是分割開的，也不是病態的。我曾說過，很難設想極端的癔病患者、極端的精神分裂患者想成為或能成為科學家。極端的強迫症患者可能是某種類型的科學家，或至少是技術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