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人體心理學領域，弗洛伊德過於天真的決定論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錯就錯在將“被決定”和“無意識地促動”兩者等同起來，仿佛行為再也沒有其他的決定因素了。例如，將所有的遺忘，所有的失誤都看做是由無意識的動機所單獨決定的。誰要是探究一下遺忘等是否可能有別的決定因素，就會被他斥為非決定論者。
時至今日，除了無意識的動機之外，大多數精神分析學者好象想象不出再有其他的解釋。這種觀點在神經病學領域裏還可以站得住腳，因為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神經病症狀都確實有無意識的動機（當然也有其他決定因素）。
然而，很多相對而言屬於人體的反應，根本就沒有目的和功能，也沒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動機，因此，以上的觀點在人體心理學領域造成了很多混亂。諸如血壓高、便秘，胃潰瘍之類的反應，更有可能是一係列複雜的心理和人體過程的副產品或附帶現象。沒有人會希望（至少沒有人會一開始就希望）有潰瘍，高度緊張、冠心病發作等等（暫不考慮間接導致的問題）。
一個人所希望的——對外界隱瞞消極的傾向，壓抑胡作非為的欲望，或者努力達到一種理想中的自我，這一切都隻有用身體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得到。但這種代價總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盡量避免的。換句話說，這類症狀通常不會像一般神經病症狀那樣有直接的益處。
鄧巴的故事中描述的現象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他們的懶散、粗心草率、遊民性格，當然更容易發生骨折，但這些骨折現象卻不是他們的目的。這種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沒有任何益處。可以暫且假定，有可能（即使這種可能性不大）將上述的人體症狀作為神經病的直接益處製造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按照它們的實際情況來加以命名，將它們稱為變形表現症狀或者更概括地稱為神經病症狀。如果人體症狀是神經病過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體代價或附帶現象，那它們最好被賦予其它名義的神經病，或者像我們已經建議過的那樣，稱之為表現性人體症狀。一個神經病過程的副產品不應當同該過程本身相混淆。
在結束這個論題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顯的表現性症狀。這些症狀是一種極其普遍的機體狀態，即壓抑、健康、能動性、冷漠等的外在表現或真實部分。一個人如果受到壓抑，那就是整個身心都受到壓抑。便秘在這樣一個人身上顯然並非應對，而是表現（雖然，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很明顯是一個應對性症狀，例如在一個拒絕排泄糞便的孩子身上，他以這種行為向討厭的母親表示他的敵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喪失語言功能，健康狀態中的肌肉萎縮，或者感情不穩定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神經質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的一篇論文可以用來證明，對同一種人體心理紊亂可以做出各種互不相同的解釋。這是一位婦女的病曆報告，這位婦女患有嚴重的麵部痤瘡。這種狀況的最初出現以及分為3個周期的複發，都同由於性的問題所引起的嚴重的感情壓力和衝突恰好吻合。皮膚病在3個周期的發作，恰好使這位婦女得以避免進行性接觸。可能是出於厭惡性生活的心理，才在無意識之中鬼使神差般生出痤瘡來；這或許也像桑塔格所認為的那樣，是她對自己的過失的自行懲罰。
換句話說，它可能是一個有目的性的過程。要想根據內在的證據來確定這一點是不可能的；連桑塔格自己也承認，整個事情也有可能是一係列巧合。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帶有普遍性的機體失調的一種表現，這種機體失調涉及到衝突、壓力、焦慮，也就是說，它可能是一種表現性症狀。
桑塔格的這篇論文有一個不同尋常的方麵是，我清楚地認識到了這類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瘡既可以被解釋為表現性症狀，也可以被解釋為應對性症狀，有兩種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大多數研究者所掌握的資料並不比桑塔格多，但他們卻允許自己沿著一個單一的方向得出確定的結論，即在一些病例中確信是神經病症狀，在另一些病例中則確信絕非這種症狀。
我們必須警惕不要把出於偶然的事情強說成是目的性的。我想象不出比下麵的病例更好的方法來說明這種必要性，不幸的隻是我未能追蹤到這一病例的來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因為暗地裏同一位情婦發生著性關係而正在忍受著嚴重的負罪反應。他還敘述說，每次去會過他的情婦之後都會生出嚴重的皮疹，不去會她時倒也沒有這種反應。
按照人體心理醫學界的現狀來看，許多醫師都會把這當成神經過敏反應，因為那是自我懲罰性的，所以也就是應對性的。然而深入調查之後卻發現了一個極其普通的解釋：原來患者的情婦的床上生滿了臭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