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疾病會賦予病人一種權力，那就是說重病患者麵對嚴酷的生活不再卑躬屈膝，變得放肆和狡黠；因為他對人生不再有任何指望，等待末日來臨的人，還會在乎誰對他的態度嗎？隻要想說，就大膽說，隻要想幹，就放手幹，無所畏懼，甚至會表現得十分沒修養，對誰都會竭盡刻薄譏諷之能事。
那時，我不僅對自己失去了信心，也對別人心懷不滿，甚至蠻橫無禮。任憑我周圍的人花言巧語，軟硬兼施，我自巋然不動。我嚐到了沉默的樂趣。我漠視我的環境，主要是我周圍的人，他們的一舉一動很滑稽。首先是大嬸，拖著一條瘸腿在院子裏遛來遛去，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透著焦急，時不時地往我的屋子裏觀望。看也白看，我把窗戶用厚厚的窗簾遮著，我透過窗縫向外看，像是看一出戲，盡管這出戲的主角是我。
然後是大叔父。他與大嬸的表現形式不同，也許是性格和性別的原因吧！他假裝掃院子，朝我這邊偷窺，裝作晾曬被子，多次進出屋子，漫不經心地朝我這邊看。
堂哥旦旦不掩飾他的坐立不安，他生來就不會掩飾什麼，此刻他正叉開雙腿站在他的屋門口抽煙。他的另一隻手揣在褲兜裏，鼻孔裏的煙霧持續不斷地往外冒，和著嘴裏的哈氣混合在一起，籠罩了他整個上半身，以致他的臉也模糊不清了。
小嬸找來吳文民做說客，我也沒給他臉色看，吳文民討了個沒趣，走出門外，站在我的屋外一言不發，像個木頭人。小嬸埋怨他沒把我勸進醫院，他低聲說了句什麼，兩人就爭吵了起來。
占錢、林行和老社長都像轟炸機似的天天輪翻來。他們就像機器，在我的身旁團團轉，我擺手，他們就停下來；我招手，他們就站起來，我躺在床上，他們就伏在“搖籃”上象看嬰兒似的看護我。
我感覺到我周圍的人因為我而改變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夜以繼日或日以繼夜地用他們健康人的意誌左右我這個病人的意誌。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健康人對重病人夜以繼日或日以繼夜地看護和關愛，是世界上最無私、最純潔、最真實的愛。
人一但患上了重病，就得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愛，比如，我上廁所的時候，小嬸就會上來扶我，甚至會看到叔父的身影在窗前晃動，密切關注著我；我一旦走出院門，堂哥就會馬上從後麵跟上來，在離我大約一米遠的地方不緊不慢地隨行。他們怕我突然暈倒或去自殺，毫無疑問，一個身患絕症、生活不幸的女人如果想不開走上自殺之路，沒人覺得奇怪。
但我沒想到自殺，我絕不會自殺，因為我覺得那太對不起關愛我的人了。沒到窮途末路的地步，我絕不自殺，我拒絕自殺。
電話是一律不接的，無論電話鈴響多久，但我不拔掉電話線，我要保持正常的周圍環境。電話打到大嬸的房間裏，讓大叔喊我接電話，也徒勞！
半夜12點的時候，我的電話又響了，使我想起了日本的一部恐怖片《午夜凶鈴》。這個聯想並沒能喚起我絲毫的恐怖感，這個世界上沒什麼比癌細胞更可怕了，它隻是引起了我殘存的好奇心。我拿起了聽筒，想不到就揀起了我後來心中的另一個太陽。
由於四周非常安靜，話筒裏的聲音顯得十分清晰，一個好聽的男中音，他說他是占孝通。
我想了想說：“我不認識占孝通，我沒有叫占孝通的朋友，你打錯電話了。”
那邊說：“嚴格地講不是你的什麼朋友，是你的大夫，婦科大夫。”
我想起了中心醫院那個文質彬彬的婦科大夫占孝通。我笑了，我說：“您電話裏的聲音跟平時不太一樣，所以，我沒聽出來，再加上咱們統共隻見過兩麵，不夠熟悉，聽不出你來了，請多包涵。”
占孝通說：“以後會熟悉的。”我問他怎麼知道以後會熟悉的。他也笑了，他說我遲早要做他病人的。我說我想都還沒想好去不去治病，你怎麼知道我會做你的病人，怎麼做你的病人？
他說他剛做完一個手術，很累，回答不了這麼多問題。改日抽時間再好好商討商討。明天他在病房等我，還要商量住院的事情。
我拿著話筒愣愣地站了好長時間，我猜不透占孝通這個電話是不是家裏人讓他打的，家裏誰讓他打的？是小嬸，還是小嬸托吳文民讓占孝通打的？占孝通的做法完全不象一個醫生的傳統做法，哪有醫生給病人打電話求病人讓他治病的？也許占孝通是個例外？是個貨真價實的人道主義典範？
電話裏傳來了“嘟嘟”的忙音。我連著喂了幾聲，可就是沒有回音。顯然，占孝通把電話掛了。我還處在一種亢奮的敘述狀態裏，就象奔馳的馬兒突然被勒住了韁繩，一下回不過神來。我真想象馬兒一樣仰起脖子嘶鳴兩聲，但我最後還是摩挲著手中微微發熱的話筒，對自己說，算了，他早就不耐煩了，能聽我說這麼多已經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