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麼的，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確切地說，自從知道自己得癌症以來第一次為癌以外的事情睡不著覺，占孝通那種敏捷中帶有的細膩，以及一種不易察覺的神經質讓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夜裏十二點剛做完手術，然後，還能有精力給一個病人打電話，求她去治病，很失常。我思來想去，絞盡腦汁，找不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淩晨，我終於睡著了，還做了個夢，像所有不幸的女人那樣做了個噩夢，噩夢裏出現了占孝通，他是那些麵目猙獰的人群中的一員，他的手裏拿著一把放大了無數倍的手術刀，正在仔細地剔一隻山羊。經他剔過的山羊骨頭光滑透亮，像一件件藝術品。
早上8點醒來，回味那個夢，覺得占孝通進入我的夢決不偶然，純粹是那個奇特電話的結果。我決定去醫院了，我神差鬼使般地一起床就開始收拾東西，找出幾條，拿著幾隻猶豫著帶不帶，最後挑了兩隻華歌爾放在包裏。帶了兩件貼身穿的保暖。也許此去就回不來了，其實說穿了，死活就是個“去來”的問題，就像你今天出門，你說你不回來了，別人不會在意。
你死了，這個繁雜的世界也不會在意。至於你是沉重的出門還是輕鬆的出門，全由你自己選擇。去不去醫院,也是我自己的事情，關他醫生什麼事啊。
我是個既喜歡化妝品，又喜歡書的女人，現在，化裝品是沒什麼用了，可是，書還是需要的，也許生命最後一刻的意義就在書裏。我站在書櫃前挑來選去，猶豫不決，我喜歡的書太多了，單是這些書，人生就夠讓我留戀得怎麼也不願離去。最後我選了盧梭的《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遐想》，書雖然很薄，但是十分經讀。
我拿著包走出院門的時候碰上了堂哥，他很詫異地看著我問，去哪？我說聲出門，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九點鍾的胡同是最安靜和悠閑的胡同，上班的、上學的都走了，隻有幾個戴紅袖標的“小腳偵緝隊”圍攏在一起談論哪個早市的菜便宜，哪個早市的菜貴。我衝她們笑笑，算作打個招呼。她們也衝我笑笑，很不自然，我走過她們身邊，感覺到她們對我的排斥。她們一定知道了我患癌症的事情，癌細胞又一次讓我尷尬，是老天爺專門為我準備的，我無法拒絕。
剛要走出胡同口的時候，一輛桑塔那2000在我身邊停了下來，我朝駕駛室裏一看，原來是我的一位在國稅局當司機的中學同學。他問我是不是去上班，要送我一程，我說不用，你還是快去接領導吧。他說今天不用接領導，領導出國了，玩去了。
既然他沒事，我也就不客氣了，趕緊往前走幾步鑽進了他的副駕座，車內一股幽迷的香味隨即撲麵而來，雖然我有點不習慣，但我不能說出來。也許你會說我“虛偽”，其實“虛偽”是一種責任，就像人活著必須承擔的那些責任一樣，比如嫁了人，就有了妻子的責任；生了孩子就有了撫養的責任。如果你不盡虛偽的責任，你就會被社會排斥和拋棄。所以，你隻要活著，哪怕活一天你都要虛偽，而且要虛偽到底。
我讓我的同學，沿著中山街一直往南開，到解放街把車停下來。他看了看路邊上那個“基督教學會”的牌子問我在這上班？我說是，叫他有時間來玩。他讓我告訴他我的手機號，我說我沒有手機。他將信將疑地開車走了。
我徑直朝中心醫院的住院樓走去。乘電梯到了三樓找占孝通，剛出電梯就看見吳文民和小嬸笑地迎著我走過來。小嬸接過我手裏的包，吳文民又掏出手絹擦汗，然後說，“占孝通上午有一台手術，大約10點結束，他讓我們在他的辦公室等他。”
我點點頭，就跟著他們走。占孝通的辦公室緊挨著一個雜務間，一個灰頭土臉的清潔工正拿著一把墩布拖地。吳文民拿鑰匙開了門，我們走進去關上門，聽見墩布刺啦刺啦的蹭門的聲音。辦公室裏排放著一堆一堆的醫書，靠西北角的那張窄小低矮的行軍床上也齊齊地碼放著書，床便顯得越發地窄小。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辦公桌前的椅子，木質的圈形靠背，椅麵上按屁股的形狀凹下去，在這間屋子裏很紮眼。這破凳子還能坐嗎？
正在我琢磨這把椅子時，門被推開了，占孝通走了進來，他看見我們。表情很平淡，隻同吳文民握了一下手，然後，就坐在那把木質靠背椅上，麵帶矜持的微笑著對我說：“有病就要接受醫生的治療，這是天經地義的。”然後，轉頭對吳文民說：“吳大夫你去忙吧，我會照顧好我的病人的。”
吳文民點了點頭說：那好吧！然後，轉身一邊對小嬸說：“你留下照顧她，我上班去了！”一邊快速走出了占孝通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