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條基本任務中，前兩條曆來備受人們的重視，並且，專家們已經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試驗；第三條卻備受冷落，甚至被人們忽視掉了。但事實卻是，如果這三條不能夠很好地配合，以至於失去平衡，那麼，任何組織都無法獲得整體上的成功。對於一個結構複雜的大型組織來說，成功有賴於全體成員的齊心協力。事實說明，物質環境要素變化，同樣也能對生產的增加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生產的增加不能全部歸功於工作條件的改善。
梅奧認為，如何形成工作集體；如何讓員工在頭腦裏形成參與感這兩個因素是研究的重要對象。但是，在霍桑試驗第一階段剛結束的時候，人們尚未認識到這一點。那時候，試驗室裏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試驗室內的環境與工廠其他部分的環境到底有什麼不同?對外界來說都是一個未知數。
霍桑試驗之後，梅奧又進行了10多年的研究，並且取得了許多新的成果。本書一開始，梅奧就一再強調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他認為，存在著兩種研究方法，借用醫藥方麵的語言來說，就是“臨床”式研究和“實驗室”式研究。“臨床”式研究的目的，在於對事物的本質形成正確的認識，並學會處理實際材料的技能；在此基礎上，對材料進行篩選，挑出那些可以繼續進行更詳細的“實驗室”式研究的資料。如果隨後的“實驗室”方法，由於排除了某些未知的重要因素而失敗，研究人員應當回到“臨床”式研究階段，找出被忽略的因素。
由於梅奧研究組的任務並不是試驗精神分析或心理療法，而是進行工業研究，所以研究工作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在開始的一個時期裏，訪談內容過於強調個人問題，沒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既不能反映工作集體的情況，也反映不出訪談主持人的態度。因此，這一時期的訪談結果沒有包括在後來的研究報告裏。據估計，在霍桑試驗第二階段進行的約2萬次訪談中，這一時期的訪談所占的比重還不到2％，即400次左右。盡管如此，梅奧本人仍認為這一時期的訪談是有益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證實了訪談的巨大作用。
研究工作的深入發展以及研究經驗的增加，使得研究組逐步把重點從單純注意個人問題，擴展到同時注意個人和群體的問題，並研究了二者之間的關係。
認識和研究群體的存在及其影響，即人與人之間每日每時的相互關係是梅奧研究組的關注重點。通常情況下，工人們總是既談個人問題也談他們所在群體的問題。
梅奧還引述了當時剛剛出版的《中國進入了機器時代》一書。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許多工業由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區內遷到昆明等地，大批技術工人也由東部來到內陸地區。他們知道自己的技術對內遷的工廠很重要，而且工廠也給了他們不少特權。可是他們卻仍然牢騷滿腹，十分不滿。他們抱怨夥食不好，在食堂裏惹是生非。然而在私下裏這些工人承認，其實工廠給他們提供的夥食已經相當不錯了。不滿的真正原因何在?原來是工人管理者的關係十分緊張。
很多管理者是從美國留學歸來的，他們當初學到的正是“群氓”假設等理論，認為凡是給了物質刺激還不好好幹活的工人都是些製造麻煩的壞蛋。而工人便采用故意打碎食堂盤子的方式來對這種侮辱性的偏見進行報複。顯然，如果接受工人們對夥食的抱怨和談判如何解決夥食問題是不會有什麼用處的。然而許多企業正是這樣做的，其範圍絕不隻限於中國。
由經濟學家的言行來看，他們大部分都相信“群氓”假設及其合乎邏輯的推理：物質刺激是促使人們努力工作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但是，這種假設和邏輯推理並未反映生活的實際，也就沒有多少實際價值。
另一方麵，梅奧研究組由訪談中得出的結論也不能簡單化地表述為主張用非理性代替理性，用情緒代替邏輯。相反，他們的試驗和觀察說明必須研究實際狀況而不是迷信已經過時了的理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滿腦子舊時經濟理論、思想僵化的企業家批判霍桑試驗是脫離實際的“純理論”。這完全顛倒了事實：霍桑試驗不帶任何偏見地重新檢驗了實踐，倒是提出批評的人關於“經濟人”的理論，在19世紀風行一陣後，現在已封塵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