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的企業在招人時並不會遭遇這樣的難事。王芳是北京一家企業的人力資源經理，她說：“今年月薪1200元招前台接待，一天收到簡曆就達上百份，而且大多數是大學畢業生。3年前我們按這個標準招人，挑選餘地可沒這麼大。而且聽說，有的企業現在將前台接待的月薪降到800元，來應聘的人照樣不少。”
勞動力市場正出現這樣一種“怪現象”：髒活累活重體力活，勞動力市場價格正一路上揚；相對體麵輕鬆的工作，工資幾年不漲甚至下跌，也不愁沒人幹。
其實這種怪現象與“民工荒”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從１９８９年第一次“民工潮”出現後，２０年來，“民工潮”已成為中國社會一種常態的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民工潮”反映了中國數量龐大的農民群體的社會流動軌跡，以及傳統的農業大國向工業化邁進的曆程。但從２００３年起，一種被媒體稱之為“民工荒”的現象卻開始在東南沿海部分地區開始出現，並且出現了進一步蔓延的趨勢。
由“民工潮”轉為“民工荒”，在這一重大變化的背後，究竟是什麼力量在發揮作用，這一轉變說明了什麼？
說農民工短缺是不切實際的，事實上，現在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當前所謂的“民工荒”隻是一種假象，其背後有著深層次的原因。
工資偏低是民工流失的重要因素。外來務工者的工資收入呈現下降趨勢。“民工荒”後人們才驚奇地發現，在各地ＧＤＰ快速增長的同時，民工工資卻十年不變。沿海一些地方，還在事實上形成用工上的新“雙軌製”，深圳市雇傭一名外來工的月薪平均６００元，而雇傭同一工種的本地工人，月工資卻高達２０００元左右。
一對父子前後相隔十多年到珠三角地區打工，其間當地人均GDP已經翻了兩番多，但父子的打工報酬不僅幾乎沒有變化，而且工廠提供的生活條件仍然很簡陋，還經常加班加點。企業工作環境差，進城大多從事一些又髒又累的活，相關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於是，隨著“三農”政策的落實和種田相對收益的提高，以及其他地區的打工報酬及打工條件相對好一些，一部分農民寧願留在農村種田，一部分農民則轉移到長三角等地打工。
用工缺乏長效機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以現有的農民工工資水平，節衣縮食有所節餘，但無法支撐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福利待遇上有巨大差別，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不能享受經濟適用房，子女上學還要交高額讚助費。以夫妻兩人均進城打工為例，月收入大約１8００元，但考慮到住房、醫療、子女入學等，他們仍無法像城裏人一樣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農民工最終隻能靠農村土地解決生老病死。
另外，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錯位。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城市民工緊缺，是技術工、熟練工的緊缺，是企業用人素質提高、產業工人素質跟不上的反映。一些專家學者提出：所謂的“民工荒”是個偽命題，“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在福建、廣東等一些缺工嚴重的地區，當地的地方官員也極力堅持這樣的觀點：我們並不缺工，我們缺少的是技術工，普遍勞工仍是供過於求。
勞動就業相關部門負責人認為，缺工是結構性的，而且隻是那些管理不規範、不善待民工的小企業，一些條件好、管理規範的企業並不存在招工難的問題。但現實的情況卻是，管理不規範、勞動條件差的中小企業數量眾多，而它們恰恰是最大的用工者。它們提供的低廉的勞動待遇、惡劣的勞動環境，根本無法吸引和留住有一定技能的熟練工人。
改革開放已3０多年，沿海一些地區基本完成了工業化，但為什麼還會出現技術工人的大量短缺，這本身就是農民工體製派生出的一個問題。我國現在的農民工體製既不能激勵農民工學習技能，又不能促使企業重視農民工的技能培訓。政府方麵，缺少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機製，一些政府甚至還通過各種理由向農民工收取費用，從農民工身上獲得利益。企業方麵，最大限度壓低用於農民工身上的各種支出，以控製成本、提高效益，農民工無法獲得培訓、提高的機會，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重複著低水平的勞動。大量年輕的農民工，在被透支了體力和腦力後，不得不重回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