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餐廳工作的時候，每天要卸28片凍牛肉，她說：“我跟一個黑人，一個男士，他不會幫我多卸一片，每次遇到這種事的時候，我更加堅強，我不服輸，一次次鍛煉，把我磨煉出來。”
從加拿大回國後，張蘭在北京東四開了阿蘭酒家，為了讓自己的店有獨特的一麵，她想到了早年在四川看到過的大片竹林，於是，一個人直奔四川郫縣，帶著竹工上山砍竹子，然後用火車把這些13米長、碗口粗的竹子運到北京。就這樣，北方的“阿蘭酒家”變成了南方的竹樓。
2004年，在裝修一家俏江南餐廳時，供貨方以材料難找為由虛高報價，她說：“我不信邪！”於是自己前往巴厘島找材料，結果遭遇了印尼大海嘯。那時候很多人都紛紛湧向機場，整個城市都彌漫著恐慌的氣氛。大災當前，她也不是不恐慌，所有人都跑了，就她在那兒，心想：我不怕死嗎，還有企業呢？趕上了自然災害，上哪兒找這些材料啊？心裏真的很矛盾。最後，張蘭還是選擇留了下來。因為她想：直麵，沒有過不去的山！所以就留下了。最終張蘭真的找到了所有需要的材料，而且隻用了不到報價十分之一的價格。
如果我們總是逃避，總是回避，遇到困難就返回，你會發現永遠都隻在原點，人家都前進了，你會永遠趕不上。隻有迎難而上，才能將問題真正解決掉。
在基層工作中遇到困難是正常的，唯有迎難而上，才可能解決實際困難。這種迎難而上的精神，它折射的是一種奮發向上的人生態度，一種愈挫愈勇不怕困難的鬥誌，一種銳意進取的精神狀態。在新的曆史時期，我們更加需要這種精神。
在重慶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龍溪鄉如榔村支書劉昌福是個名人。提起他，老百姓都會蹺起大拇指，說一聲“能人”。他領著全村人，修了一條很多人認為不可能修成的路。
如榔村有1000多人，世居在海拔1200多米的高山上。如榔人窮，窮得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祖祖輩輩在如削的絕壁上“爬上爬下”。要說修路，100個如榔人恐怕有101個盼著修。劉昌福早在尋思著這事，1994年，他到外地走親戚，發現外邊的變化非常大，修路的心思更堅定了。“農村要‘三通’，我們村一樣都不通。”劉昌福要爭一口氣。
但修路工程大不說，還很危險。他跑到鄉上、縣上去探風聲，沒人敢明確表態支持。聽說要修路，村裏村外的議論不少。有人說他傻，幾十歲了，圖個啥。老伴也反對：“恁大的工程，哪來的錢？出了事，你負得起責嗎？”
麵對懷疑，劉昌福的強脾氣反而激起來了。他不顧自己已年過50，到外麵去挑煤，仔細觀摩別人的路是怎麼修的：怎麼轉彎，多大的坡度合適……有人誇劉昌福聰明，連修路都不用請專家。其實，這是因為他有一股子氣：作為黨員，一定要為老百姓做點事情。
回到村裏，劉昌福把全村400多個壯勞力編成一個連，若幹排和幾個組，以便管理。他自任連長，每天8點半上班。懸崖上連拴繩子的地方都沒有，隻能由幾個人用粗繩在崖頂拉著，另一頭綁住施工者，放到半山腰去打炮眼，裝好藥點上後再把人拉上來。任何一個環節都馬虎不得。就這樣，如榔人一鋼釺一鋼釺、一炮一炮地在懸崖上硬生生辟出一條路來。在這段5公裏長的懸崖上，公路轉了9道彎、穿了10個巷，最深的一個巷下打岩石達30多米。
沒有任何現代化的手段，也幾乎沒有任何技術支援，如榔人就憑著破解貧窮的誌氣和勇氣，用一年多的時間打開了一條“致富”路。
“害怕困難，遇事退縮就不是好幹部。”劉昌福說。為了修這條路，劉昌福搭進了所有的積蓄。村裏所有聯係開支一律由他承擔，這一年吃掉了他家所有的存糧，吃掉了他家裏的三頭肥豬，他老伴成了村裏免費的專職炊事員。就是因為有這股勁兒，這條路才會在他的帶領下不可思議地修成了。
路通以後，如榔人的日子逐漸紅火起來了。車子進村了，程控電話裝上了，電有了，自來水也吃上了，腰包也鼓起來了。
正是憑借著劉昌福這股愈挫愈勇、迎難而上的勁頭，才有了今天的如榔村。可以說，如果沒有劉昌福那種迎難而上的拚搏精神，也就沒有村子後來那麼迅速的發展，村民的富裕。
迎難而上，你會發現其實苦難不是我們的絆腳石，而是我們的墊腳石。
“隻有到了基層、到了一線，才能感悟生活的真諦、百姓的真情，才能不斷端正自己的職業態度、職業追求。”這是一些基層工作者在“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等活動中的深刻感悟。這種感悟再一次印證了這樣一個道理：基層是錘煉品質的廣闊天地，在基層工作中迎難而上是學習提高的最好課堂；基層工作者要具備迎難而上的精神，就必須自覺地深入基層、深入實踐。
踏實苦幹不言苦，有為才能有位
胡錦濤同誌曾指出：對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的地方工作的幹部要格外關注，對那些不圖虛名、踏實幹事的幹部要多加留意，對那些埋頭苦幹、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幹部不能虧待。
在基層工作中，常常有這樣一種人，他們隻顧默默埋頭做事，不善聲張表功“造勢”；注重打基礎、利長遠的“潛績”；身處基層一線，不跑不找不要，很難進入某些領導的視野。由於隻知幹事，不會來事，他們不僅不被那些“聰明人”理解。但是，“欺君易，而欺天下難”。勇於吃苦、踏實苦幹的人，才能成為真正受重視的人。
我國著名的航空發動機專家陳懋章，多年來勤勤懇懇地奮鬥在科研的崗位上，為國家的航空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用滿腔的熱情，鑄就了我國航空史上的豐碑。
經過多年的奮鬥和積累，陳懋章研製成功了一款新型的發動機。但這款新型發動機試飛時，卻發生了發動機空中熄火的故障，一度成為研製道路上的攔路虎。該發動機上采用的是蘇聯的一種擴穩裝置，由於過去使用效果非常好，曾被譽為“無失速喘振機匣”。所有長期以來，沒有人認真研究過這種處理機匣的弊病。陳懋章卻對它產生了懷疑，他一頭紮進去，做了大量的試驗研究，發現原型處理機匣既有擴大穩定工作範圍的作用，也有惡化端區流動的弊端，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抵消了其有利作用。於是他研究出了一種新型處理機匣，不僅保證了發動機在整個飛行線內穩定可靠工作，也提高了效率，這是一項解決高負荷高通流壓氣機獲得高效率、高喘振裕度的難題的關鍵技術，對促進我國發動機設計研製具有重要意義和實用價值。由於這項重大的發明，這款發動機也成為迄今為止我國自行研製的、供裝備部隊使用的最好的殲擊機發動機，深受空軍歡迎。
憑借幾十年來鍥而不舍地為祖國的航空事業的不斷奮鬥，陳懋章的許多成績彌補了我國航空事業在某些領域的空缺，大大提高了我國的軍事科研水平。正是出於對祖國航空事業的熱愛，陳懋章才有了這樣一股鍥而不舍的鑽研精神，才有了這樣好的建樹。1999年，陳懋章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這個榮譽對他來說是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