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1946年3月上旬時，戴笠突然接到了毛人鳳轉來的一份老蔣的電令，催他火速趕回重慶，參加有關情報機構的整頓會議。電文上指定參加會議的人有：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北平警察局長陳焯，以及戴笠、鄭介民、唐縱等八人。電報後麵，毛人鳳還注有“李、宣等在搗鬼，謹防端鍋”等字樣。
戴笠一見，火就不打一處來。因為前幾天唐縱打來電報說，李士珍擬了一份“戰後建警計劃”，通過他的後台老板戴季陶，交到了老蔣手中，並呈請老蔣把戰後建警任務交給他李士珍。而戴笠與戴季陶，雖早年在上海灘的交易所即有來往，但戴笠投靠老蔣之後，因戴季陶曾一度失寵於老蔣，戴笠也就沒再去找他。加之後來戴季陶一直任考試院院長，與戴笠的工作毫無聯係，故二人便再無交往。
老蔣因戴季陶的麵子，特意召見了李士珍，詢問他的建警計劃，使戴笠十分被動。李士珍的這種做法，在戴笠和唐縱看來，無疑是在搶軍統局的飯碗，砸軍統局的飯鍋。因為戴笠在抗戰剛一勝利之際，就曾親自擬訂過一個全國建警計劃，企圖把軍統局精減下來的人員，安置一部分到警察係統。所以，唐縱知道李士珍的“計劃”後，立即電請戴笠設法阻止其得逞。豈料沒隔幾天，老蔣就來電催他趕回去開什麼情報機構整頓會議，還把李、宣二人的名字排在他的前麵。戴笠認為，這一定是李、宣二人搗的鬼，想借三大會議提出“取消特務機關”之機，落井下石，因此他越想越惱火。
李士珍與戴笠爭奪警政大權，早在複興社特務處成立之初就開始了。李士珍也是浙江人，黃埔二期畢業。老蔣在成立複興社之前，就曾保送他到日本學習警政教育。特務處成立不久，戴笠在南京洪公祠開辦首期特訓班時，老蔣曾把李士珍派到該班去當政治指導員。李士珍仗著自己資曆比戴笠高，又專門留洋學過警政，自不甘居戴笠之下，總是想方設法謀取內政部警政司司長之職。
正巧趕上老蔣為了加強獨裁統治，決定在南京湯山建一座中國警察教育的最高學府--中央警官學校，於是老蔣便將該校的籌建任務交給了李士珍。李士珍自然非常高興，以為這一下警政大權非他莫屬了。可他哪裏知道，就在他建校舍的四五年中，戴笠已被老蔣委為杭州浙江省警官學校的政治特派員。戴笠在浙江警校兼職的一二年中，又逐漸奪取了浙江警校的領導權，從校長趙龍文、教務處主任酆裕坤，到訓育處主任、各隊隊長、政治指導員等等，幾乎全成了複興社特務處的人。
其手段，不外是以複興社特務取代其前任，或通過籠絡等方式，將其吸收為特務處成員。如酆裕坤，原本不是戴笠的人，但由於戴笠力保他擔任警政司長，並被獲準，因而對戴笠忠心耿耿；趙龍文本來與戴笠也無任何瓜葛，但在孔祥熙為特使率代表團赴英國參加英王愛德華八世的加冕典禮時，戴笠又力薦趙龍文為代表團隨員，到德、意、比等國考察警政，之後，趙龍文自然也成了戴笠的幹部。
中央警官學校建成之後，老蔣命令北平警校和浙江警校合並到中央警官學校，委任李士珍為教育長。李士珍自以為大權在握，卻不料戴笠棋高一著。戴笠指使趙龍文、酆裕坤等，召集對警察學理論有研究的人，組織了一個“中國警察學會”，網羅全國的警察人才，同時，還呈請老蔣在中央警校設一以戴笠為首的校務委員會，作為老蔣派去的上層機構，把特務處的人分別安置到政訓處長、總隊長等重要職位上，從而把李士珍完全架空起來。李士珍為此氣得要命，但他除有資曆外，手下無得力幫手，隻好自認倒黴。
戴笠更為厲害的一著，是把抗戰期間成立的幾十個特訓班，都冠以“中央警官學校”的名稱，這既是為了對外保密，同時也是與李士珍爭奪警政大權的重要手法。因為這些學員畢業後，拿的都是中央警校的畢業證，具有警官學曆。盡管身為中央警校教育長的李士珍，根本不承認戴笠培養的學員是屬於中央警校的，但戴笠自有他的高著。
抗戰勝利後，戴笠從上海一回到重慶，第一件事就是把80多個特訓班畢業的學員各單，全部造冊，送交老蔣，請老蔣批準按中央警官學校學籍待遇，並重新注冊，送內政部存案。
老蔣念軍統局於抗戰勝利後，搶占上海有功，便毫不猶豫地批準了戴笠的呈請，因怕李士珍從中作梗，還特意當著戴笠的麵，把名冊交給李士珍，讓他交到內政部存案。
當時，盡管三大會議尚未召開，但戴笠早就料到，戰後必得壓縮、精減特務機構，所以，他未雨綢繆，準備為特訓班畢業的部屬謀求出路。同時他還跟唐縱、趙龍文、酆裕坤一道，擬了一份“全國建警計劃”，推薦唐縱來主持此項建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