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的演化引導著江蘇區域經濟板塊演化的方向。從總體上來說，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經曆著長江流域經濟帶為主軸階段向長江流域經濟帶和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為主軸階段的逐步演化過程。目前，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呈現出以長三角經濟區為極核區，以長江流域經濟帶與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為主軸的主骨架空間結構特征。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包含著發展潛力巨大的東部沿海經濟帶。隨著滬通、滬甬之間跨海、跨江橋梁工程的建設和完工，東部沿海經濟帶對泛長三角經濟區發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強。引致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演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主要交通幹線的建設。全國重要的橫向交通大動脈長江水係、新亞歐大陸橋極大地促進其經過區域的經濟發展。長江水係和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形成以現代高速交通束為主骨架的交通體係，從而也改變著長江流域經濟帶和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的內涵。由於曆史的原因，江蘇區域經濟板塊形成了蘇南、蘇中、蘇北經濟三大板塊。隨著隴海鐵路提速，寧啟鐵路、高速公路的建設，沿江鐵路、高速公路及滬漢蓉高鐵的建設，以及江蘇沿江開發戰略的實施，長江流域經濟帶和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的內涵得到擴充，江蘇區域經濟板塊也發生著變化。隨著江蘇長江南北兩岸區域交通的快速改善，江蘇區域經濟中的蘇南與蘇中經濟板塊融合發展為新蘇南經濟板塊的速度加快，江蘇區域經濟中的蘇南經濟、蘇中經濟、蘇北經濟三大板塊向新蘇南經濟和蘇北經濟兩大板塊演化的趨勢日趨明顯。
二是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演化進程影響著江蘇區域經濟板塊演化的進展。作為泛長三角經濟區主骨架的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與長江流域經濟帶的經濟實力提升速度，或者說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演化的速度，直接影響著江蘇區域經濟板塊演化進程的速度。也就是，隨著泛長三角經濟區的這兩大“動力”經濟帶發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引導長三角經濟腹地資源及生產要素的區域優化配置，推動其區域經濟實力不斷提升，才能對江蘇區域經濟板塊演化起到積極的促進與推動作用。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尤其是其北陸橋經濟帶的發展對蘇北經濟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蘇北經濟的發展，沿東隴海線經濟帶是其發展的核心所在。沿東隴海線經濟帶是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隻有整個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的繁榮發展，才會給沿東隴海線經濟帶帶來發展的機遇和動力。當然，沿東隴海線經濟帶實力的提升也會促進新亞歐大陸橋經濟帶的發展。但是，就經濟基礎來說，沿東隴海線經濟帶的發展還存在一些困難，這也是作為最早的沿海開放城市、新亞歐大陸橋的東橋頭堡的連雲港仍然欠發達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自身經濟實力較低的情況下，港口經濟、橋頭堡經濟要想繁榮，就一定要發展沿東隴海線經濟帶。也隻有沿東隴海線經濟帶的發展，江蘇經濟也才能快速發展。當然，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演化與江蘇區域經濟板塊演化之間是互相影響的。從總體上來說，在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演化與江蘇區域經濟板塊演化之間，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整體的空間結構演化對局部區域經濟板塊演化有引導作用，局部區域經濟板塊演化也會反作用於整體的空間結構演化，但把握這個問題不宜僵化；因而泛長三角經濟區空間結構演化進程影響著江蘇區域經濟板塊演化的進展，江蘇經濟應在泛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實現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優化。
（2）泛長三角經濟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對江蘇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泛長三角經濟區分為長三角經濟區和長三角腹地經濟區。長三角經濟區的產業經濟發展水平遠高於長三角腹地經濟區，從一定程度上說，泛長三角經濟區中的長三角經濟區和長三角腹地經濟區在產業發展水平上具有典型的梯度特征。因而泛長三角經濟區的產業經濟發展（例如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優化），對具有“東接西融”區位的江蘇省域經濟中的產業發展產生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一是泛長三角經濟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影響著江蘇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經濟發展。“新中國成立後，江蘇開始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的進程”。“隨著江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1952年以來，總的來看，江蘇第一產業的比重在逐步下降；第二產業的比重在1952—1977年快速上升後，1977年以後穩定在50%左右，但2005年達到了56.6%的新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在1965—1984年的不斷下降之後，於1985年後開始穩步提高，2006年為36.3%。具體地說，江蘇按GDP計算的三次產業結構的曆史演變經曆了‘一三二’（這表明第一產業比重最大，第二產業比重最小，該類型經曆的時間為1952——1957）、‘搖擺型’（1958——1963）、‘一二三’（1964——1971）、‘二一三’（1972——1988）和“二三一”（1989—現在）五個發展階段”。江蘇經濟的這種產業結構變化是由其特殊的經濟區位所決定的。江蘇經濟的“東接西融”區位決定著江蘇經濟的產業結構變化與泛長三角經濟區的產業結構變化之間的密切聯係。一方麵，江蘇經濟的工業化和接軌上海經濟產業升級，必然會推動其經濟向產業結構高度化方向演進。江蘇經濟的三次產業結構的曆史演變及其變動規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麵，江蘇經濟沿新亞歐大陸橋西安以東雙橋經濟帶和長江流域經濟帶極化與輻射，長三角經濟腹地的產業合理化，也必然會推動江蘇經濟向產業結構高度化方向演進。因此，江蘇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經濟發展與泛長三角經濟區產業結構合理化息息相關；從這種意義上說，江蘇經濟的產業結構高度化是在泛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的進行的，因而江蘇經濟應通過區域合作實現產業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