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蘇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及其演化
探討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及其演化是區域經濟研究的基礎課題。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是經濟要素和經濟活動的空間表現形式，它反映了經濟要素和經濟活動在空間的集聚程度、集聚狀態和區域之間的相互關係。經濟空間結構隻有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才能推動區域經濟發展。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蘇經濟空間結構是在長期的經濟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和演化的，具有顯著特征。
1.江蘇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及演化
江蘇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經曆了較大的曆史變化，經曆了經濟重心由蘇北向蘇南遷移的過程。三國之前，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帶來了黃淮平原和江淮平原早期城市的興起，蘇北的農業和文化發展水平居於全國前列，遠高於蘇南。三國之後，蘇北發生的戰爭使得一些先進的生產工具以及生產技術向蘇南轉移，蘇南經濟開始領先於蘇北。長江與大運河所構成的東西和南北兩條運輸大動脈更是加速了蘇南經濟的發展，明清時期的蘇南出現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區域經濟獲得了空前發展，逐步拉大了江蘇南北區域之間的在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
新中國成立以後，江蘇經濟的空間結構主要以長江為界，分為蘇南、蘇北兩大區域經濟板塊。蘇南經濟包括寧、鎮、蘇、錫、常5個市域經濟板塊，蘇北經濟包括徐、淮（含宿遷）、鹽、連、揚（含泰州）、通6個市域經濟板塊。受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均衡發展戰略的影響，蘇南、蘇北經濟發展相對均衡，但均衡是以損失資源利用效率為代價的。改革開放後，江蘇區域經濟發展戰略進入非均衡發展階段。蘇南經濟板塊成為江蘇省重點發展的經濟區，給予投資、政策等方麵傾斜，使鄉鎮企業得以率先發展並帶動蘇南經濟迅速發展，從而拉大了其與蘇北經濟之間的區域差距。但是，區域經濟空間結構的這種失衡直接影響著江蘇經濟發展的整體進程。江蘇區域共同發展的問題受到重視。1994年江蘇省確立了“區域共同發展”戰略，把全省劃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大致以淮河、長江為界，淮河以北為蘇北，有徐、淮、鹽、連、宿5市；長江以南為蘇南，有寧、鎮、蘇、錫、常5市；長江和淮河之間為蘇中，有揚、通、泰3市。這種劃分方法既照顧了三大區域之間的自然條件等客觀差異，也考慮了三大區域之間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特征，使蘇南、蘇中、蘇北成為江蘇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布局的基本模式，為區域經濟分類指導和特色發展提供了政策依據。但是，這種劃分方法較多的受到梯度推移理論的影響，試圖借助發達地區經濟優勢的梯度轉移來推動整體區域發展的基本設想並沒能完全實現。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中期階段的條件下，蘇南對蘇北的極化效應一般會超過其輻射效應，從而使區域經濟差距增大。為此，江蘇也相繼提出“兩區五軸”、“四沿”、“三圈五軸”等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模式，以實現江蘇區域經濟空間結構優化。
（1）“兩區五軸”模式。“兩區五軸”模式中的“兩區”為沿江地區和淮海地區，“五軸”為寧滬鐵路、東隴海鐵路、長江、蘇北大運河以及沿海公路（204國道）5條發展軸。沿江地區包括寧、鎮、蘇、錫、常、揚、泰、通8個市域經濟板塊，淮海地區包括徐、淮、鹽、連、宿5個市域經濟板塊。五條發展軸構成“井”字型的空間結構框架，逐步發展成為寧滬高新技術產業帶、濱江基礎工業帶、東隴海重工業帶、蘇北大運河經濟帶和沿海經濟帶，以經濟帶推動江蘇區域經濟發展。
（2）“四沿”發展模式。“四沿”發展模式中的“四沿”即沿江、沿海、沿線（東隴海鐵路線）、沿河（大運河）發展戰略。該發展戰略通過產業傾斜和地區傾斜相結合的“優勢互補”政策，促進各區域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實現蘇南、蘇中、蘇北經濟共同發展。“四沿”發展模式空間結構具有明顯的交通經濟帶特點。
（3）“三圈五軸”城鎮空間結構。“三圈五軸”的城鎮空間結構的“三圈”是指三大都市圈，：即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和蘇錫常都市圈。南京、徐州都市圈不是行政區劃意義上的城市群概念。南京都市圈是以南京為中心，地跨江蘇、安徽兩省，由發達的交通網絡緊密聯係起來的城市經濟區域。徐州都市圈以徐州為中心，主要包含接壤的省外和省內蘇北城市，是實施江蘇區域共同發展戰略的重要區域。蘇錫常都市圈是江蘇經濟基礎雄厚，競爭優勢明顯的城市經濟區域。“五軸”是指五大城鎮聚合軸，：即徐連（徐州-連雲港）、寧通（南京-南通）、滬寧（上海-南京）、新宜（新沂-宜興）和連通（連雲港-南通）基礎交通束沿線城鎮聚合軸。“三圈五軸”城鎮空間結構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經濟帶特征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