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經濟學界繼續圍繞著產業組織、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進行研究和討論，在某些方麵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產業集群和集聚研究、模塊化研究以及新興特色產業研究成為最大亮點。
（一）產業組織問題
1.市場結構問題
顧麗英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產業組織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主要是形成了網絡型寡占市場結構。寡頭壟斷企業垂直解體後形成以大企業為領導的企業網絡群，全球主要產業的競爭格局不再是一個個一體化的寡占壟斷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以寡頭企業為領導的一個個企業網絡群之間的競爭，當這種產業競爭格局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時，曾經主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支柱產業的寡頭壟斷市場結構逐步被網絡型市場結構所取代。網絡型寡占結構的出現，實質上是體現企業價值創造邏輯的變化。在全球性的競爭、快速變遷的市場和科技環境下，企業必須開拓創造價值的新模式，商業模式不斷推陳出新，從價值鏈的分解和整合到創建價值星係等，一種新的商業模式顯示了極強的競爭優勢和生命力。價值鏈的全球分解整合以及價值星係的出現標誌著企業組織形態和價值創造機製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能夠包辦一切的一體化企業正在走向衰亡，單靠一個一體化的公司無法提供最吸引顧客的產品和服務，隻有企業、顧客、供應商、聯盟、合作夥伴一起努力，才能共同創造價值。企業首要的戰略目標就是把相關的各種關係和經營係統重新排列組合，構建價值網絡和加入價值網絡。企業競爭優勢的唯一真正來源在於構想出整個價值創造係統的能力。
產業進入壁壘是判斷產業組織狀態的主要指標之一。李平等采用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29個製造產業的係統數據，以新企業實際麵對的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優勢、絕對成本優勢、技術優勢和製度性壁壘等五個方麵，加上規模比重法、數目法和利潤法綜合比較產業進入壁壘的高低，將29個產業按照所在產業壁壘的高低劃分為高、中、低三類產業群。分析表明，我國製造業進入壁壘偏高的部門多為原料工業和對某些技術要求較高的製造品生產產業，包括：煙草製造業、化學纖維製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醫藥製造業7個部門。進入壁壘偏高產業的進入壁壘主要是政策性限製、技術優勢以及規模經濟性。進入壁壘較低的部門多為技術簡單、平均規模較低和市場廣闊的製造部門，如食品製造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製品業、農副食品加工業、文教體育用品製造業、服裝鞋帽製造業、塑料製造業、家具製造業等。這些產業大都是產業內企業數目較多，大企業所占比重偏小，產業利潤率較低。
從生產商主導的縱向約束到零售商主導的縱向約束的變遷有著特殊的產業結構變化背景。汪秋明使用統一的分析框架比較了生產商主導的縱向約束和零售商主導的縱向約束下的方式手段、效率改進或反競爭效應、福利效果以及利益分配，並在評述國內外零售商主導的縱向約束的最新研究成果基礎上，提出了實現“加爾布雷斯假說”福利效果的兩種思路。一是對零售市場集中度的提高不加限製，那麼零售商的買方壟斷勢力也就相應增強。但要注意，這同時也會引起零售商麵對消費者的賣方壟斷勢力的增強，因此，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零售商之間的競爭性就成為問題的關鍵。另一種思路是，限製零售商之間的兼並及集中度的提高，但同時促進零售商在批發市場上的聯合。在這種情況下，麵向消費者，分散的零售商不具有壟斷勢力，市場機製的作用會約束零售商的行為，而無需政府機構的過多幹預。但此時分散的零售商在麵向生產商時就處於劣勢了，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將眾多的零售商聯合起來。
2.企業行為分析
周波研究了知識交易的定價問題，在闡述了研究知識交易的意義和前提條件之後，根據供給者所處的市場類型不同展開了知識交易的定價分析。無論在何種市場，知識交易的價格主要取決於需求者對“待交易知識的效用評價”。在單邊壟斷市場，通過建立定價模型，顯示出即便無法實施價格歧視，供給者仍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利；知識折舊模型反映了基本模型往需求方向的擴展，供給剛性模型則反映了基本模型往供給方向的擴展，揭示了知識交易以服務模式進行所帶來的問題，而每一個擴展都試圖逼近知識交易的某種現實。在雙邊壟斷市場，討價還價必定發生，這時知識生產的成本將進入交易的價格函數，擴展模型還顯示了信息不對稱如何導致交易效率和交易價格下降。差異化競爭模型揭示了知識交易的競爭本質上是質量而不是價格競爭或者產量競爭。在質量上，質量落後者必須以質量領先者為標杆。在價格上，質量領先者也必須考慮到質量落後者的價格。此外，他還揭示了效用不確定、效用動態性、信息不對稱、交易方式多樣性、非重複交易等知識交易特性對交易價格的影響。
雙邊市場是目前國內外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為產業組織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紀漢霖、管錫展研究了服務質量差異化條件下的雙邊市場定價策略。研究發現，壟斷平台先提供高質量後提供低質量服務時高質量服務定價最高，並且平台利潤相對於平台同時提供質量差服務時要高。在一個提供高質量服務的平台和一個低質量服務平台競爭中，高服務質量平台傾向於提高服務質量，而在一定條件下低服務質量平台願意將服務質量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上。隨後他們研究了提供質量差異服務的在位平台和提供單種服務的進入平台的“在位-進入”的情況，研究表明，兩邊用戶之間的網絡外部性強度、服務質量參數在對於進入平台利潤的影響中均存在拐點，在拐點兩邊對於平台利潤的影響是相反的，用戶中的高端和低端的比例對於進入平台選擇何種質量標準的影響最大。
隨著網絡經濟的發展，企業融合成為當今信息企業迅速成長的新途徑、新模式，並影響著信息產業組織演變進程。陶長琪等選取企業績效和企業融合作為協同發展程度的評價對象，通過建立信息產業組織演變的協同度模型，並以IT產業組織為例進行了實證分析，揭示了企業績效和企業融合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協同關係，並且呈逐年遞增的趨勢。
薛瀾等從市場中兩個不對稱企業的角度出發，分析在單一價格拍賣和歧視性拍賣中，企業不對稱性對合謀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兩種拍賣方式下，企業的利潤在唯一的對稱單階段納什均衡中能達到最小最大。可以放鬆一些假設條件。首先，可以允許企業就不同的產出水平提交不同的報價。其次，可以放鬆市場是穩定的假設，認為需求在企業最後做出定價之前受到隨機衝擊。研究發現在單一價格拍賣中，市場衝擊比在歧視性拍賣中更有利於合謀。在單一價格拍賣中，企業通過不對稱競價減少單階段偏離的能力對合謀的收益產生了雙重影響：對一些需求來說，可以通過對稱競價來提高合謀收益，而這同時也增加了企業在未來背離合謀的損失。再次，可以放鬆有關競價者的假設。如在政府參與情況下，競價者可能並不是風險中性，因此其目標可能並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社會福利最大化。最後，可以進一步討論合謀行為是否會受到法律製裁的情況。
3.市場績效問題
熊彼特假說與新古典學派在“壟斷（競爭）程度影響創新”的研究領域形成經典爭論，對此進行的大量研究至今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陳羽等在對已有實證研究評述基礎上，重新探討了實證方法論，並基於中國製造業行業的麵板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以勒納指數表示的行業市場競爭與創新投入之間確呈倒U型關係，而行業中的外資比重比國有比重更能反映創新投入的差異，這能從中國的製度變遷中找到解釋。對於技術機會的衡量，該文沿用的固定資產項並沒有起作用，麵板數據的個體效應是對技術創新的更好注解，是否能夠進一步對其分解或者形成規律予以解釋，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周藝藝等分析了產品市場競爭度對企業最優研發投入的影響。企業最優研發水平取決於研發所帶來企業利潤的增量，產品市場競爭的增加會帶來“競爭效應”和“模仿效應”兩個效應。當產品市場競爭度較低時，“競爭效應”會強於“模仿效應”，企業最優研發水平會隨產品市場的競爭度增強而上升；當產品市場競爭度較高時，“模仿效應”會強於“競爭效應”，企業最優研發水平會隨產品市場的競爭度增強而下降。因此，企業最優研發水平會隨產品市場的競爭度的增強先上升後下降，呈現倒“U”型結構。在動態模型的框架下，他們分析了無技術差距行業中的企業、存在技術差距行業中的領先者與落後者的最優研發水平的差異。當技術無限大時，不存在技術差距行業中的企業研發投入最多，存在技術差距行業中的落後企業的最優研發投入會高於領先者的最優研發投入；當技術無限小且產品市場非完全競爭時，不存在技術差距行業中的企業研發投入最少，存在技術差距行業中落後企業的最優研發投入會高於領先者的最優研發投入；當技術無限小且產品市場競爭時，不存在技術差距行業中的企業研發投入最多，存在技術差距行業中的領先企業的最優研發投入會高於落後者的最優研發投入。
李平等則從技術創新影響市場結構的角度來研究二者之間的關係，他們提出了基於Nickell模型的動態分析框架，將創新對市場結構的影響分解為短期和長期兩部分。利用1995～2005年間中國35個工業行業麵板數據對模型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從短期看，創新加劇了市場競爭程度，主要體現為原產品之間競爭程度的上升，並且該競爭效應對市場結構的影響要大於創新所帶來的壟斷趨向。另外，創新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大大增強，與20世紀70年代的發達國家相比，此影響至少提高了3倍。但從長期來看，創新能夠降低市場競爭程度。他們還進一步指出，短期內市場競爭的加劇主要表現為創新後，原產品之間的替代性增強。此外，他們還發現，市場規模和廣告對市場結構有顯著影響，市場規模降低了市場集中度，而廣告提升了市場集中度。但是企業規模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並不大。
針對當前較低的產業集中度已經成為製約我國鋼鐵產業發展的突出問題這一現實，戴魁早以探討產業集中度與利潤率的關係為切入點，運用向量自回歸模型考察了我國鋼鐵產業的集中度與利潤率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我國鋼鐵產業的集中度與利潤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係，但在不同鋼鐵亞產業中兩者之間的長期因果關係以及相互影響的程度和方向卻存在差異。煉鐵業、煉鋼業和鐵合金冶煉業等三個亞產業的利潤率和集中度之間均存在雙向的長期因果關係；而鋼壓延加工業僅存在從利潤率到集中度方向的長期因果關係，這說明長期來看鋼壓延加工業的利潤率提高是引導產業集中度變化的原因，但產業集中度的提高不是引導利潤率變化的原因。另外，在煉鐵業、煉鋼業和鐵合金加工業中，正向的集中度衝擊產生的利潤率響應為正，正向的利潤率衝擊產生的集中度響應也為正。但是，相對於國內外研究的一般結論——較高的產業集中度會產生高的利潤率以及較高的利潤率會強化產業的集中趨勢而言，我國鋼壓延加工業的利潤率與集中度的相互影響是反向的。也就是說，一方麵，我國鋼壓延加工業的集中度的提高並沒有發揮規模經濟效應，鋼鐵產業中可能存在較多的政府行為；另一方麵，我國鋼壓延加工業的利潤率上升會促進潛在企業的進入，從而導致產業集中度的下降。
4.產業組織的其他問題
李建標等比較了產業組織理論不同研究範式的特點，討論了實驗研究範式的一般性框架和應用。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經濟學/管理學實驗研究範式，不僅將市場結構、交易製度、市場力、反壟斷規製等因素框架在動態的具體的行為基礎之上，而且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傳統的實證計量模型中所包含的未知影響變量。在實驗研究範式下，已有的一些研究結論得到了證實（如完全競爭 雙向拍賣；寡頭壟斷 明碼標價）或證偽（如完全壟斷和寡頭壟斷 雙向拍賣；完全競爭 明碼標價）；一些新的研究結果被揭示出來，如市場結構並不是市場行為的唯一因素，有時市場的交易製度會起主導作用等，所有這些得益於實驗研究範式本身的比較優勢。
向國成等通過交易風險因素來擴展楊小凱、黃有光的“斯密-科斯”模型，以分工演化為主線，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整合交易成本經濟學、企業戰略理論與規模經濟理論關於中間性組織的思想，提供了一個基於專業化經濟、交易成本與交易風險的統一的縱向產業組織理論模型。擴展了的“斯密-科斯”模型把上述理論各自強調的重點成功地整合到了一個理論框架之中，演化出自給自足、無合同市場結構、有合同市場結構、最終產品生產者享有剩餘權利的企業結構和中間產品生產者享有剩餘權利的企業結構五種基本組織形式。自從有了最終產品與中間產品的分工，人類經濟的組織活動在物質形態上主要是圍繞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的分工而展開的，在一定的曆史階段並有了向商業化和企業化的發展。從曆史角度來看，“斯密-科斯”模型在整體上反映了人類經濟組織結構從自給自足向商業化與企業化演進的曆史主線，並揭示了這一演進過程的內在邏輯：（1）中間產品的出現是經濟組織向商業化、企業化演進的重要物質基礎。如果沒有中間產品的出現，沒有迂回化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生產力很低，僅能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這時，人類社會就難以向商業社會轉型。（2）存在專業化經濟的報酬遞增機製，是驅動最終產品與中間產品分工的基本動力。（3）交易效率的提高和風險防範機製的設計使最終產品與中間產品的分工得以實現。（4）產權主體在綜合考慮專業化經濟、交易效率、市場風險的基礎上將選擇最有利的組織結構，或市場化，或企業化，抑或自給自足。
覃家琦等對創業企業家關於個人獨資製、合夥製、公司製等組織形態的選擇行為進行了模型分析，他們認為企業組織形態的選擇取決於企業家在融資過程中對權益結構（單權益或多權益）、債務責任（無限責任和有限責任）的選擇。建立的模型表明，在多權益和負債條件下，企業家與外部權益投資者都傾向於選擇有限責任，這意味著公司製成為各個股東之間博弈的納什均衡。來自我國私營企業1989～2004年關於個人獨資製企業、合夥製企業、公司製企業的經驗數據證實了前述觀點。
組織組係是產業組織演進過程中出現的特殊現象，它通過影響組織業績、組織設立、組織成長和組織死亡等過程而影響產業組織的演化。彭璧玉認為組織組係由母體組織、後裔組織等行為主體等構成，在行為主體之間存在著資源轉移和行為合作，這些因素會直接影響到母體組織和後裔組織的存活概率。在組織組係中，後裔組織數量確定機理和後裔組織規模確定機理決定了組織組係對產業組織演化的影響程度。
（二）產業結構問題
2007年對產業結構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區域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技術進步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國的工業結構相關問題等幾方麵。
1.區域產業結構相關問題
根據“十一五”目標規劃，區域產業政策的重點有二：一是切實推進產業發展的集約化步伐，限製各區域的中低技術維持下的粗放經營方式的平麵擴張，各區域要形成自己的優勢產業。二是集中力量調整好重大的產業比例關係，切實加強農業、林業和水利建設，重點發展交通運輸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基礎設施，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對經濟增長帶動性強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某些行業。同時要實現區域產業結構調整與國際產業結構發展的對接，力爭在一個地區使一兩個新興技術部門占據優勢地位，為區域經濟的穩定發展打下基礎。從這一目標出發，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理論與實證研究。
根據SCP研究範式，市場結構一直以來是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市場結構特征直接反映了產業的類別及其發展態勢。對於區域性產業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羅建華等引入集中度離散指數與規模比重係數，在剖析區域性產業市場特征的基礎上，從影響市場結構的主要因素入手對區域性產業與全國性產業進行對比分析，進一步認識區域性產業的本質特征，發現市場格局、競爭態勢及進入壁壘等方麵在區域性產業與全國性產業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針對區域性產業的宏觀政策，他們認為應摒棄以往的“一刀切”，需要根據產業及區域市場的綜合特征進行適應性調整。在區域性產業的宏觀規劃與調整中，國家應賦予地方政府或管理機構以更大的政策權力與調整空間。
關於區域產業結構差異，張平認為中國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動或升級，是改革以來推動全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因素。由於資源稟賦條件和產業政策的影響，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在水平、效益、產業構成和工業布局等方麵出現明顯的差異。區域產業結構成長的動力來源於這些要素差異形成的地區利益差距：結構演進的結果是通過產業轉移和區域分工，將地區相對劣勢轉變為相對優勢。這些差異可以解釋區域經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提出了協調區域產業布局、協調地區產業結構和宏觀產業結構關係的重要課題。一方麵要通過市場機製和產業轉移來調整地區產業結構；另一方麵要對中央與地方關係進行調整。
推動經濟發達地區向經濟欠發達地區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實現欠發達地區工業化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之間的產業轉移遠沒有達到預想的程度和效果。石奇等認為產業轉移與欠發達地區工業化並不必然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麵。國內區際產業轉移與欠發達地區工業化的協調發展，既需要產業轉出地的轉移推動力，也需要產業轉入地的轉移拉動力，這表現為適合產業生存的產業多樣性。產業轉移可能在國內不同地區之間完成，也可能以國際轉移形式完成。
劉誌彪以長三角地區為例，研究了全球價值鏈中我國外向型經濟戰略的提升問題，他指出在加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長三角地區的外向化發展有形成新的“依附經濟”的趨勢，過度注重初級要素專業化的產業發展戰略，有可能引發嚴重的產業衰退，以不適當的方式加入全球商品價值鏈，容易被鎖定在低附加價值的低端路徑，從而出現“貧困的增長”。擺脫依附性發展的關鍵，在於增加對產業部門的高級生產要素的投入，即要在產業生產領域增加知識資本、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密集的高級生產者服務的投入，把價值鏈轉化為具有促進產業升級功能的學習鏈和創新鏈。
章尺木等運用博弈論分析了在產業結構趨同條件下各地選擇地方保護與合作的經濟效果。結果發現：各省產業結構趨同並不必然導致地方保護。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各地政府如果放棄地方保護政策而選擇區域經濟合作，則不僅能提高自身利益獲得更高的產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產品的單位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而改善社會總體福利水平。並提出中央政府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積極響應。地方利益目標與中央提高整體社會福利、國家經濟效益及實現區域均衡發展的利益目標並非不能兼容。關鍵的問題是要滿足完全信息這一前提，依賴於各地區之間信息的透明度和對稱性。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間經濟政策及其變化的信息交互機製，以促進各省區域經濟技術合作的實現。
2.FDI與產業結構
劉宇運用麵板數據模型對1984～2003年間我國合同利用外資額和三次產業工業增加值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工業增加值的提高都具有正效應。1992年前後外商直接投資對第一、三產業工業增加值提高的影響顯著不同，對第二產業工業增加值提高的影響則相同。並進一步指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分布嚴重偏斜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偏斜。因此提出，我國應該積極利用外資政策，加大外商投資的領域，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的政策建議。
蔣殿春等應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國工業行業中內外資企業技術水平及發展趨勢。結果表明，在絕大多數外商直接投資較為顯著的行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技術二元結構。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居於行業內技術領先地位，是行業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內資企業的技術則較為落後。內資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較快，因此這種格局在大多數行業呈逐漸弱化的趨勢。但是在高技術領域，內資企業的技術趕超效應相對較弱，有的行業中內外資企業技術差距甚至進一步擴大，二元結構特征進一步強化。如何加快高科技行業內資部門的技術進步，是亟待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