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國微觀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費者行為理論、企業創新理論、企業理論、資本結構理論、企業改革理論、政府管製與反壟斷等方麵，並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居民消費行為和消費結構問題的研究
傳統消費理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其前提假設的簡化設定與現實世界中個體消費決策行為的不一致，這就使得應用傳統消費理論分析現實消費問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時，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成熟穩定的經濟環境相比，我國體製轉型期特殊的經濟環境和消費者行為特征使得這種局限性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就造成了傳統消費理論無法解釋我國居民消費行為。我國經濟學界對中國消費者行為的研究，突破了西方消費理論的局限性。
臧旭恒等運用預防性儲蓄和流動性約束假說以及動態建模方法，對轉軌時期中國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特征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消費受到了明顯的流動性約束和預防性儲蓄傾向的影響；實際利率對於長期消費是微弱的負影響，即替代效應起著主要作用。但是具體來看，不同因素對於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其中城鎮居民所受到的流動性約束的程度比農村居民強；麵對同樣的不確定性，農村居民的反應比城鎮居民更為敏感；從實際利率對消費的影響來看，農村居民消費對實際利率變動的敏感程度要大於城鎮居民；農村居民的長期收入彈性係數整體上要略高於城鎮居民的長期收入彈性係數。為此，需要一是加快建立惠及城鄉居民的全方位社會保障體係；二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製度壁壘，逐步取消戶籍限製和其他歧視性規定，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和管製範圍，為農民投資和民工進城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三是規範發展民間金融，積極穩妥地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推動整個銀行業加速結構重組和產權重組進程，全麵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水平；四是多渠道支持農民增收減負。
賀京同等提出了基於心理會計的消費行為假說來解釋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費卻不足的現象。他們認為，當前我國居民消費增長乏力的根本原因在於居民的心理會計賬戶結構在體製轉型的過程中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改革進程中出現的一些製度結構的失衡引發福利和保障程度降低以及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增強是問題的根源。因此，當前提高居民消費支出應當從調整居民心理會計賬戶的結構入手。
李通屏等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國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對消費者需求行為的影響。他們認為，近幾年我國農村居民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麵水平增長迅速，在消費性支出中的比重接近世界最高水平；在製度變遷和人力資本需求剛性背景下，農村居民人力資本的迅猛增長，是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地位嚴重削弱和人力資本品價格上漲而居民又無法選擇的必然結果，並非是基於理性計算有充分選擇的主動而積極的投資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高”水平是一種隱含著社會危機的虛假繁榮，“看病貴、上學貴”既是農村人力資本投資虛假繁榮的表現形式又是造成這種局麵的直接原因；基於城鄉比較和國際比較，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已經過度；居民高人力資本投資和通貨緊縮的重疊，不僅不利於擴大現期消費、走出通貨緊縮困境，而且可能破壞人力資本持續積累的機製。由此可以推論，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發展、生活水平之間存在一個適度的比例關係。
郭鵬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我國當前居民消費結構的主要特點是：恩格爾係數逐年下降，居民消費水平和家庭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提高；家庭高檔耐用品升級換代加快，高檔耐用品擁有量不斷增加；居民醫療保健支出增幅加大；住房的支出比重有較大增加，居住條件明顯改善；交通、消費類電子產品的消費持續升溫，增幅較大；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比重趨升，旅遊成為新一輪消費熱點。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收入水平必然隨之提高。收入提高的必然結果是消費的增長，這種增長不但表現在消費量的增長，而且表現在消費結構的升級。消費結構的升級會引起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具有這樣的趨勢：居民消費結構進入升級換代的劇變期；居民消費結構由生存型的溫飽消費向享受型、發展型的現代消費轉變；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將是城鎮先行，城鄉互動，城市經濟發展對農村消費結構升級將具有較大影響力；不同檔次消費品的替代轉化將加快。
申秋紅采用層次分析法對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進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合理化的指標體係，並對這些指標體係按照重要程度進行了排序。這主要包括三類一級指標：即生理標準、經濟標準和社會標準，在一級指標體係下麵，又設置了14個二級指標。作者利用層次分析法將這14個二級指標進行了重要程度的排序，最後排列出3個一級指標的順序。根據綜合評價總排序，得出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合理化的關鍵因素具有相對優先排序，按權重排序分別是增加農民收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消費品價格體係以及調整產業結構等。
（二）企業創新理論
針對約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企業規模越大越有利於創新”的假設，朱平芳等通過實證檢驗後認為，這種假說對我國上海大中型工業企業不完全成立。他們運用分位點回歸方法估計帶懲罰的非參數回歸模型，尋找企業科技活動人力投入強度、R＆D活動人力投入強度與企業人員規模之間的各種關係，結果表明，兩種人力投入強度與企業人員規模之間存在著倒U型、多峰型、水平直線型和非標準V型等多種關係。
嶽芳敏對集群企業創新行為機製進行了研究，認為傳統中小企業集群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仿行為，但是這種行為並沒有抑製企業的創新，反而由此增大中小企業的競爭壓力，促使企業不斷創新。主要原因是在中小企業集群發展過中創新是企業生存和競爭力、集群發展的動力源泉。而在集群環境下，創新機製因集群中的競爭合作關係而內生存在，合作性創新機製和競爭性創新機製在集群進入形成、發展階段後發揮效用。其政策含義在於：一是為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府在製定政策以培育或升級本地區的產業集群時，有必要先了解產業集群企業的模仿和創新行為機製，這樣可能有利於提高政策的適用性和效率。二是為企業提供教育培訓等創新服務，完善公共基礎設施。
張傑等通過實證研究了產業鏈定位、分工和集聚效應三個因素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效應。研究發現，處於產業鏈終端環節企業並沒有表現出特定的創新優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製造業產業鏈中的終端集成環節並未形成相應市場勢力或集成創新能力；分工活動（以供應商數量作為度量指標）與創新強度之間呈現較為複雜的U型非線性關係；集聚效應並未對我國微觀企業創新活動產生積極影響，未成為激發集群創新動力的有機載體。針對以上實證結果，提出了提升我國製造業企業、產業鏈乃至產業集群自主創新能力與產業競爭優勢的政策建議。
張小蒂研究了在全球價值鏈環境下我國企業創新和市場勢力良性互動的機理。他認為，當代國際新分工是以進出口諸方在產品生產的多個環節上混合使用多種要素從而組成全球價值鏈為特征的，由於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市場勢力致使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通常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主導地位，而我方則麵臨低端鎖定、利益扭曲、引進依賴等不利格局。我國企業若能構建、強化市場勢力，則可提升自主創新的動力與能力，扭轉不利局麵。一方麵，創新是獲得市場勢力的必備前提，由創新帶來的差異化使企業獲得了對產品價格的控製能力；另一方麵，企業擁有較強市場勢力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及組織資源將促使創新能力的提升。
劉新梅等考察了經濟性規製與企業創新戰略選擇之間的關係，通過構建經濟性規製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創新戰略選擇的概念模型，探討了經濟性規製這種環境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創新戰略選擇的影響機理。研究表明，經濟性規製的不確定性一方麵會通過影響外部環境，即競爭的不確定性與消費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創新戰略選擇；另一方麵會通過影響內部環境，即企業所有製結構的變化，從而影響企業創新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