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源與經濟增長
胡援成等通過理論推導和基於中國省際層麵的實證分析和計算，就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和分析，從中得出了以下主要結論和啟示：第一，我國省際層麵上確實存在資源的詛咒，自然資源的富裕程度與經濟發展呈負相關；第二，從理論上說，在不同經濟體出現不同的增長速度過程中，自然資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與人力資本的投入水平有關。人力資本的投入對於經濟增長，克服資源詛咒存在門檻臨界。門檻值主要取決於當地高素質高能力人才占比。為解決我國省際層麵存在的資源詛咒現象，應該提高教育水平，留住高素質人才，特別是高校畢業生；第三，在影響資源詛咒的經濟因素中，人力資本的投入水平在我國國內表現得最為明顯，製度因素和R＆D水平以及外向投資能起到減弱資源詛咒的作用，但影響程度有限；第四，我國經濟發展的本質是資金導向型的，對於受資源硬約束的省份，金融機構的發展促進了經濟製度的優化和R＆D水平的提高，製度環境的改善和外向投入的加入促進了儲蓄的積累形成了豐富的資金來源，而R＆D水平的提高則有效地促進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擴大了投資水平，從而有效地解決了資源的硬約束，實現可持續發展；第五，金融體係的深化對於我國消除資源詛咒和解決資源約束都發揮著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一方麵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消除資源約束；另一方麵促進經濟製度優化和R＆D水平提高，從而解決資源約束。
羅浩認為，自然資源要素稟賦的相對固定性和不可流動性，以及與勞動、資本等要素之間的不完全替代性，是導致經濟增長最終遭遇資源瓶頸而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的根源。因此，擺脫資源約束、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在於，促使相對過剩的要素在地區間和部門間轉移。將過剩的勞動和資本轉移到研發部門中，研發出節約已有資源和發現新資源的技術，提高自然資源與其他要素之間的替代性，實現資源增進型技術進步。他指出，某一時期的資源增進型技術進步的速率，取決於企業家投入研發部門用於開發這種技術的資本和勞動比例，這一比例代表企業家為改善自然資源稟賦而用資本和勞動替代自然資源的努力程度，它取決於該時期自然資源相對資本和勞動的價格，自然資源相對價格越高，資源增進型技術進步就越快；反之則越慢。這樣，技術進步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經濟增長所引起的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技術水平也不會當資源瓶頸到來時一次性突然上升，而是追隨自然資源相對價格的變化而發生連續、漸近的誘致性變遷。同理，產業轉移也可能因為類似的升級而連續、漸近地發生。
孫穩存通過對中國包含能源價格衝擊的菲利普斯曲線的理論分析和經驗考察發現，能源價格衝擊對中國的產出波動和通貨膨脹均產生一定的影響。在目前中國所實行的折中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下，能源價格衝擊不但會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而且會導致產出下降。
丁菊紅等對中國轉軌經濟進程中的政府幹預度、資源因素和經濟增長關係進行了理論和經驗研究，得到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在控製了港口距離、政府幹預（製度）、固定資產投資等因素後，自然資源利用程度與經濟增長水平間沒有呈現出負相關關係，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與教育水平等變量卻與經濟增長水平間呈現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係；第二，理論與經驗檢驗均表明，政府幹預指數與經濟增長水平的直接相關關係不明顯，但政府幹預指數與固定資產投資的顯著正相關關係說明政府幹預或許是通過影響固定資產投資，間接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麵影響。他們認為，中國“資源之咒”現象並不明顯，與其說是資源造成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迥異，不如說是政府幹預和其他因素導致的。
趙進文等將近年來發展的非線性STR模型技術應用於我國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內在結構依從關係的研究，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的能源消費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且僅存在從能源消費到經濟增長的單向格蘭傑因果關係，同時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費也存在著較強的非線性影響，影響機製更為複雜，並呈現出非對稱性特征。他指出，我國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1956～1976年，呈現明顯的非線性特征，1977～2005年則呈現明顯的線性特征。
張利庠等通過建立經濟行為與環境汙染的關係模型，加入資源的影響，利用1980年的基準數據進行多種假設的仿真研究，得出結論：第一，在弱肉強食模型基礎上建立的經濟與環境關係二維模型能揭示出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相同的經濟——環境協調發展關係，同時又揭示出了比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更具體的經濟與環境的關係，即環境汙染相對於人類經濟行為有一個滯後期，滯後期為四分之一周期；第二，當人類經濟行為因子自增長係數下降時，環境汙染因子將會降低。若環境惡化到一定程度，人類的開發代價甚高或是受益很少時，將迫使人類改變策略，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就注重保護環境；機製和法規足夠完善，也能夠有效地減少汙染；第三，環境完全可自我恢複時，資源問題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環境部分可自我恢複時，環境自淨化能力減弱，環境的修複時間加長，恢複周期延長；環境可自我恢複度很低時，環境汙染的休整將需要很長的時間，但還會有反彈的可能，如果環境自我恢複度降為0時，還可能出現難以恢複的狀況。隨著環境自淨化能力的減弱，汙染漸漸超過承載力，持續一段時間後環境最終失去平衡，汙染陡然增多，這個過程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二）金融與經濟增長
熊鵬等基於水平量角度，借助協整分析與結構模型方法，剖析了1983～2006年中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之間內在的傳導機製，從而得出以下基本結論：第一，無論是在長期還是在短期內，勞均資本、人力資本及製度變化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顯著渠道。資本積累是金融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傳導渠道，這是傳統的金融傳導機製，這表明中國還處於金融發展初期。他們認為，在長期內，勞均資本與人力資本所起的傳導作用較大。在短期內，長期均衡對人力資本和製度因素的反向修正作用較大；第二，盡管人力資本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一條顯著傳導途徑，但是其所起的傳導作用為負。人力資本的負作用與預期相反，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正處於轉型時期，各種不確定性導致人們對人力資本的相對投入減少，而保存金融資產，從而導致人力資本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傳導過程中的負作用；第三，技術進步未能成為顯著的傳導途徑。盡管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之一，但是在他們的分析結果中，無論是在長期還是在短期內，金融發展對技術進步的影響都不顯著，表明中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少通過技術進步途徑傳導。中國金融體係目前還缺乏有效地支持技術創新的機製。因此，要積極引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對技術進步的支持；第四，從傳導主體來看，銀行金融中介的作用要大於金融市場。中國金融體係一直以來是銀行主導型的，因此銀行金融中介所起的傳導作用較大，其主要作用在於促進了資本存量的增加。而金融市場尚處在發展中，還有許多方麵亟待完善，因此其所起的作用極為有限。這也驗證了Harris（1997）的研究結果，即在發展中國家，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是非常弱的。
李敬等從金融交易視角論證了金融通過促進勞動分工進而推動經濟增長的內在機製。他們研究發現，在一個貨幣經濟係統中，商品交易效率、銀行貸款效率和民間金融交易效率共同對分工演進與經濟增長產生製約。實證顯示，中國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商品交易效率、銀行貸款效率與分工水平都在不斷提高，但各省市區之間商品交易效率、銀行貸款效率與分工水平的差異在逐步擴大。他們認為，理論與實證均表明勞動分工促進了經濟增長，而銀行貸款效率提高對勞動分工與經濟增長具有二重性。在商品交易效率足夠高的條件下，銀行貸款效率與勞動分工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銀行貸款效率的提高顯著地促進了勞動分工與經濟增長。在商品交易效率極低的環境裏，金融對勞動分工與經濟增長的正麵推動作用並不顯著。但因民間金融的作用，商品交易效率提高對勞動分工和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具有二重性。在銀行貸款效率極低時，民間金融對正規金融產生替代效應，商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同樣能促進分工演進與經濟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認為，中國經濟自轉軌開始以來，高速經濟增長的貨幣、金融政策、製度安排可概括為如下“三駕馬車”：第一，國家隱形擔保下的銀行信用擴張；第二，兼顧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控製的貨幣政策；第三，基於資本管製的固定彙率製。他們指出，在“三駕馬車”作用下，中國轉軌開始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不僅獲得高速經濟增長，而且有效控製了通貨膨脹。其中，由國家隱形擔保和利率管製相配合複製信貸集中性均衡，激勵銀行信用擴張，盡管會惡化信貸市場逆向選擇問題，為此付出銀行不良信貸資產累積和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成本，但從企業投資和經濟加速增長中得到了彌補。基於資本管製的固定彙率製還形成了銀行信用擴張的有效約束條件，即與國際收支平衡約束條件相匹配的通貨膨脹率，並由此獲得相應的通貨膨脹控製機製。通貨膨脹控製機製成功緩解了貨幣政策平衡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控製難題，使得銀行信用擴張加速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具有可持續性。但是，他們指出，以上分析基於兩個前提：一是幹中學的經濟增長階段，即高投資能得到高增長；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資本管製、過度輸出商品的容忍。在未來經濟增長中，隨著這兩個前提發生的改變，中國轉軌時期高速經濟增長的貨幣、金融政策、製度安排三駕馬車勢必同樣麵臨轉型。他們認為，中國未來的貨幣政策應依從環境變化構造一個有效的通貨膨脹控製機製，其目的是為經濟增長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將貨幣政策從激勵經濟增長的負擔中解脫出來。金融發展的方向應為，建立在銀行篩選和監督投資項目的資本配置效率基礎上的信用機製；實現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和人民幣浮動彙率。但是，由於中國金融問題的複雜性，轉型需采取漸進性的策略。銀行商業化、利率市場化和信貸市場引入競爭等消除國家隱形擔保下的信用擴張政策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中國幹中學的經濟增長階段尚未結束，隻要能有效控製通貨膨脹，金融資源加速經濟增長的價值仍在。
周念林認為，特定國家在不同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模式，決定了對本國總儲蓄（包括政府儲蓄和居民儲蓄、企業儲蓄）不同的依賴程度和對經常賬戶影響的差異。他指出，美國經常賬戶失衡在國際範圍內尋求解決和要求貿易夥伴國進行相應調整對中國宏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已遠遠超出美國近期主要關注的彙率問題，而且涉及中長期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和經濟增長需要向以內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轉換。同時，他認為，這種調整應該是雙向的，美國與中國的國家儲蓄率都需要保持在一個適度水平，才能使雙方的經濟增長和經常賬戶狀況可持續發展，才能在長期有效地解決經常賬戶失衡對雙方的影響。他指出，美國在資本賬戶開放條件下，利用國際國內兩種儲蓄資源促進本國經濟增長所麵臨的本國過低儲蓄在實現內外部均衡時出現的內在衝突，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實現內外部均衡時麵臨的短中期平衡、長期不均衡問題，說明一個國家的總儲蓄不宜太低或過高。要使本國和貿易夥伴的經濟增長和經常賬戶狀況可持續發展，國家總儲蓄要控製在需要進一步量化的適度規模。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調整國際收支失衡，涉及中美雙方對各自內外部經濟目標的調整。美國削減經常賬戶逆差與美國對國內外儲蓄資源的重新配置有關。他認為，這需要美國通過將境內投資、消費和政府財政赤字調控到適度比例來提高目前過低的本國總儲蓄。中國目前較高的總儲蓄可以通過技術創新、FDI等經濟要素進一步優化配置，並且將協調本國經濟內外部均衡目標與積極解決美國等國的外部均衡問題聯係在一起。他指出，中國已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解決美國的外部失衡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於調整我國的經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