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業創新因素
對產業變化最直接的動力來自於企業的創新。因此，企業創新活動的關鍵影響因素，也是導致產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因素。張傑等的研究表明，在控製了品牌、企業家背景、人力資源、行業和地區相關因素後，企業規模與創新投入強度之間呈現出較明顯的倒U型關係，而且存在“門檻效應”。集聚效應在現階段對企業創新活動非但沒有產生促進作用，相反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出口因素對我國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呈現出一種倒U型非線性關係。發達國家對出口產品的質量、技術和安全壁壘標準對我國企業創新強度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在於低技術含量、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產品，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迫使企業“被俘獲鎖定”於依賴低成本、低價格的生產模式。行業差異和地區差異對企業創新強度的影響也十分顯著。在那些以產品創新競爭為主的高技術行業中，企業更傾向於實施自主創新；而在那些發展已成熟的傳統行業中，企業傾向於技術引進或模仿的低成本競爭模式。在經濟發展積澱較深、開放程度較高地區的企業，相對經濟剛起飛地區的企業，有著更強的自主創新動機和技術發展能力，即使在一個地區內部經濟發展不同的區域，這種地區差異表現得依然明顯。
（二）外商投資因素
外商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劉宇認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三次產業的分布具有集中於第二產業的特點。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三次產業的工業增加值的影響力的大小是一樣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各個產業的工業增加值提高0.316個百分點。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偏斜導致了我國產業結構偏斜。2003年我國三次產業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33.3%、35.9%和33.9%；而同期美國三次產業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0%、20.5%和78.5%；日本三次產業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3%、26.1%和72.6%。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很顯然我國三次產業存在嚴重偏斜。這與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低有一定的關係，但也與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偏斜有一定關係。
黃日福、陳曉紅以中部地區為例分析外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實證結果表明，中部地區人力資本存量在外資通過技術外溢效應促進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並未發揮明顯的作用。在三種外資投資方式中，合資企業和合作企業都對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變化沒有明顯的作用，而外商獨資企業則對產業結構有明顯的正向作用。外商獨資企業由於沒有中方的參與，在管理上更接近投資國內的母公司，管理水平更高；另外，因為沒有中方的參與，投資者更願意把其國內的先進技術帶到東道國來，因而比合資及合作企業具有更高的技術水平。在人才流動性極強的當今社會，外商獨資企業因此也比合資和合作企業更容易產生技術外溢作用。
（三）區域分工因素
李廉水等通過對長三角製造業發展的分析，表明區域分工對促進製造業的結構升級產業重要影響。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快，長三角地區間產業分工出現新的特點，即由過去的部門間分工逐步向同一部門的產業間分工，進而向同一產品的產業鏈分工轉變。隨著商務成本的上升，上海將部分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產業轉移到周邊的江、浙等省市，同時集中資源生產自己最具優勢的產品，與周邊地區實現有效的專業化分工協作。其結果不僅強化了上海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方麵的實力，優化了產業結構，而且提高了江、浙等地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環節的生產製造水平，同時也緩解了區域競爭程度。這種大協作、大分工的產業格局，最終使得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整個區域的核心競爭力得以增強。
（四）路徑依賴因素
宋小芬認為，工業化是一個充滿著各種衝突、慣性以及政策體製變遷的曆史過程，是一種多維度的、非線性的、路徑依賴以及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取決於區域初始的條件，取決於區域的經濟、製度、文化、政治和曆史，是各方麵之間互動關係的係統性轉變，由此產生了工業化不同的演進路徑。工業化要朝著“好”的路徑演進，需要諸多因素的良性互動。如果政府在對現實特性把握的基礎上，能夠選擇某一恰當的製度，經過學習效應、協調效應產生收益遞增機製，並通過政策實施的反饋糾正，再經過完全市場選擇更具有效率的製度，如此良性循環，製度變遷就會出現諾思所謂的“適應效率”，經濟發展便能沿績優路徑前行，收益不斷遞增，經濟持續發展。相反，如果區域缺乏了一些促進良性互動的條件，使得上述製度變遷的“適應性”效率不能發生時，則新製度會朝無效的方向發展，甚至可能被“鎖定”，產業結構的演進就可能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滑而進入“閉鎖”狀態。作者還以廣東東莞模式為例進行了說明。東莞經濟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外資經濟的路徑依賴引發“產業空洞化”危機，粗放型增長的路徑依賴引發“回避”高新技術行為，戒備心理的路徑依賴引發人力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城市文化形象缺陷引發人才吸引的不良效應。作者認為，東莞必須走出過去工業化過程中的路徑依賴，通過創新，退出路徑依賴的“閉鎖”，才能走出一條適合自身情況的工業化道路，轉向良性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