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亞當·斯密的貨幣理論及其經濟自由主義思想
一、關於貨幣基本範疇的論述
英國古典經濟學理論體係的創立者亞當·斯密較為直接地、具體地從社會分工的發展角度、商品交換困難的外在表現形式（需要的雙重滿足）、促進交換發展的外在條件角度，揭示一般等價物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解釋貨幣產生的曆史必然性，從而現象性地指出，貨幣就是逐漸地從普通商品中分離出來的。
亞當·斯密雖然尚未將貨幣的產生、起源問題與價值問題的討論必然地結合在一起，還不是更加一般地、抽象地從剖析商品自身的內在矛盾屬性（勞動的二重性與商品的二因素）出發揭示商品交換的矛盾根源，不是從商品價值實現與價值形式的發展來邏輯地、抽象地推演貨幣的產生，但是，亞當·斯密堅持貨幣的商品性質（而沒有專門強調貨幣商品的特殊性），並且詳盡地描述了貨幣形態的製度演進。
在貨幣職能上，斯密談及貨幣的價值尺度、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貨幣等職能，但是，更多地討論與特別強調的是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把流通手段當作貨幣的根本職能，總是強調“貨幣是流通的大輪轂，是商業上的大工具”。斯密的這種強調也是與其當時抨擊重商主義的思想初衷有著直接關係的，馬克思就此曾指出：“反對重商主義幻想的激烈論戰，使他不能客觀地理解金屬流通的現象。”在強調貨幣流通手段的基礎上，斯密認為，可兌現的銀行信用貨幣可以代替金屬貨幣流通，主張國家發行紙幣（銀行券）代替金屬貨幣，可以實現流通與管理費用的經濟節約。
由於強調流通手段職能，而且受其自身生活時代的生產方式發展狀況以及階級立場的曆史局限性，因此，在貨幣相應的社會功能上，斯密雖然否定了重商主義者把貨幣看作是財富的源泉與唯一形式的觀點，但是，斯密未能從貨幣與貨幣的資本形態的運動轉化中深入剖析貨幣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中的重要功能與作用。
關於貨幣流通規律，斯密指出：流通中的貨幣需要量是由商品的價值總額決定的。“無論在哪一個國家，鑄幣量都受國內借鑄幣而流通的商品的價值的支配；商品的價值增加了，立刻就會有一部分商品被運到有金銀鑄幣的外國，去購買為流通商品所必須增加的鑄幣量。”“要一個國家輸入或保留多於它所需要的金銀，以增加國富，也是荒謬的。”該流通規律的論述是對重商主義貨幣財富觀的直接否定，也是斯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必然的邏輯推論。針對銀行券（紙幣）的流通，斯密進一步指出：“任何國家，各種紙幣能毫無阻礙地到處流通的全部金額，決不能超過其所代替的金銀的價值，或（在商業狀況不變的條件下）在沒有這些紙幣的場合所必須有的金銀幣的價值。……如果超過了這個總額，那過剩的部分，既不能行於國內，又不能輸往國外，結果會馬上回到銀行去，兌換金銀。”斯密的這一銀行券流通規律又被稱為銀行券“還流規律”。
斯密的貨幣流通理論，體現了斯密關於“貨幣必要量”的“價值決定”的理論思想，堅持商品流通的第一性，與休謨的數量決定論相比，這是巨大的理論進步。但是，由於斯密在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價值尺度這些關於“價值範疇”的概念關係上的含混，由於在貨幣價值尺度職能上的相對忽視和缺乏科學論證，因而這裏的“貨幣必要量的價值決定”論，充其量還隻是一種不夠係統的理論思想，缺乏關於貨幣必要量賴以決定的具體的、科學的、確切的價值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