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重商主義的國家幹預與貨幣非中性的思想折射
一、財富與貨幣的等價以及國家幹預
重商主義產生於西歐封建製度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時期，大體是15世紀至17世紀中葉。馬克思稱重商主義是“對現代生產方式的最早的理論探討”，重商主義反映了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最初要求。英國的托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是重商主義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被視為重商主義的“聖經”，馬克思在對該書給予較高評價時指出，“它代表了重商主義體係對於自身的母體係的自覺的自我脫離。這一著作……在100年之內，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那麼，這就是托馬斯·孟的著作”。
重商主義者認為，就一國而言，隻有能夠轉化為貨幣的東西才是財富，財富就是貨幣即金銀；一國擁有貨幣量的多少是衡量該國富裕與發展程度的標準，推動一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就是積累貨幣。由於在一國內部，除了開采貴金屬礦以外，相對於既定的人口與消費，生產的擴大與剩餘產品的增加，並不能擴大銷售規模和增加貨幣即金銀，因此，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途徑就是開展對外貿易，流通領域便是一國財富的直接源泉。為了保證貿易出超和金銀進口，重商主義者主張國家必須采取經濟幹預措施，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擴大出口和限製進口，從而增加本國的財富積累。這是一種原始的國家幹預主義政策主張。
二、本末倒置的財富觀與貨幣非中性的思想折射
重商主義者把貨幣等價於財富，混同了財富的性質與貨幣的本質、職能及功能，從而遠離了對於貨幣基本範疇的探討，對貨幣的認識隻不過是朦朧地停留在原始積累的功能表象上。一方麵，從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角度而言，體現重商主義的國家幹預主義思想的貿易政策，則是將現代作為“調控手段”的貨幣，而在他們的貿易政策裏頭卻成為調控的“實現目標”，這是重商主義把貨幣與財富在性質上混為一談的必然結果。可見，在重商主義者那裏，還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商品貨幣觀意識。另一方麵，“財富貨幣”下的“貨幣拜物教”情結，真正表達的是資本積累下貨幣的資本化功能的思想，這既是資本主義財富觀的萌芽形式，也是貨幣非中性思想在貨幣的社會經濟功能方麵的一種簡單反映和折射。
如果拋開重商主義的政策主張是站在階級、國家立場上體現出超經濟分配的思想傾向這一麵，那麼，重商主義者把貨幣等同於“財富的全部”，這既是對貨幣本質與功能的歪曲，也是對人類賴以發展和必須遵循的民本化財富思想的一種曲解。重商主義體現與反映了西歐封建社會晚期，商業資本興起和支配下的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與貨幣積累的願望，由於時代的曆史局限性，重商主義者忽視產業、生產發展之根本，還不能認識到生產實踐活動是推動人類需求層次發展和實現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之實踐。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重商主義體現的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財富觀。
隨著西歐產業資本的成長與發展，隨著歐洲工業革命後產業資本的擴張和產業財富的湧流，體現產業資產階級自由競爭意識形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在反對封建主義桎梏的同時，最終也就必然會批判性地審視重商主義的財富觀及其政策主張，經濟思想學說史上從此將會開始閃爍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的思想光芒，這是人類思想文明的巨大進步。
第二節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方法論與貨幣政策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著名的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20世紀最有影響的西方經濟學者。1936年出版的凱恩斯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成為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作和“凱恩斯革命”的標誌，凱恩斯因此而擁有“資本主義的救星”、“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戰後繁榮之父”等美譽。
一、基本背景簡介
貨幣存在的時代，貨幣改變著人類。貨幣既具有必然性，又屬於人類的發明；貨幣既是社會生產力的素質因子，也是人類社會關係的組織細胞。貨幣是必然性與曆史性、功利性與社會性的統一。人類在貨幣激勵中實現著發展與夢想，收獲著超越的喜悅；人類也在貨幣異化中迷失著自我與向往，反省著社會的失落。貨幣考驗與貨幣成就相伴而生，人類的本能、社會良知、精神訴求與美好願望，一切都是在貨幣關係的洗禮中努力追求著健康的成長與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