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經濟理論背景
1.當時現有理論的主要缺陷。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缺少微觀基礎；以適應性預期假說為基礎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以及貨幣主義模型，與西方經濟學中“經濟人理性”這一最基本的經典假設存在矛盾；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適應性預期假說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計量經濟學模型，通常在經濟趨勢預測及其政策建議方麵存在失效；貨幣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主張，立足於實證分析方法和經驗研究的結果，缺乏規範分析和嚴謹的理論論證，發展著的現實實證表明，貨幣主義的實證性經驗結論，與一般意義上理論常識的推理邏輯以及發展變化的經濟現實之間，存在著所謂的“弗裏德曼悖論”。
2.計量模型分析技術的發展。20世紀七八十年代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為求解大規模的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技術支持，為理性預期學派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方法論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基礎。
3.理性預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新的理論論證基礎與假說前提。理性預期思想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1961年，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年輕經濟學家約翰·弗雷澤·穆思（John Fraser Muth），在《計量經濟學》雜誌（1961年7月號）上發表一篇題為《理性預期與價格變動理論》的論文，首次提出“理性預期”概念，其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反駁了該大學另一學者赫伯特·A·西蒙（Hebert A·simon）所主張的“有限理性”。
理性預期假說的思想提出之後，開始未能引起廣泛重視，因為在當代西方經濟學界的反凱恩斯主義思潮中，理性預期學派最初是作為貨幣主義學派的一個分支，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大多是一些從貨幣主義學派中分離出來的較為年輕的學者。然而，20世紀70年代，在資本主義世界嚴重的經濟“滯脹”背景之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開始連續發表論文，運用理性預期概念闡述自己的觀點和批評凱恩斯主義以及貨幣主義，從而在美國經濟學界逐漸形成了以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普雷斯考特、巴羅等人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盧卡斯成為理性預期學派最傑出的代表人物，在經濟周期理論和資本理論的研究中，盧卡斯從經濟計量學角度對理性預期假說作了重大發展。20世紀80年代之後，理性預期概念已經受到西方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此而發展成為影響最大的流派之一。
理性預期學派在采用並不斷發展穆思提出的理性預期觀點的基礎上，形成了一係列反對傳統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主張，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回複到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的、傳統的、被認為是“古典學派”的狀態，因而理性預期學派又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的主流經濟學的地位，對凱恩斯主義的全麵否定，以及與現代貨幣主義的相背離，使理性預期學派在當時的西方經濟理論界獨樹一幟，掀起一場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理性預期革命”。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A·薩繆爾森（Paul A.samuelson）（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其《經濟學》（第11版）一書中指出：“現代的經濟論戰過去是在兩派之間進行的，即貨幣主義學派同執中的後凱恩斯學派之間的論戰，現在則在三派之間進行了。”這裏的第三派即指理性預期學派。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
（一）個體利益最大化
“合乎理性的人”（即“經濟人”）和“完全信息”，這是整個西方經濟學中兩個最基本的假設條件，就此而言，個體利益最大化本身是西方經濟學中微觀分析始終堅持的一個基本前提。但是，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分析方法及其理論觀點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微觀缺失”問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認為，宏觀經濟現象畢竟是個體經濟行為的後果，因而強調指出，宏觀經濟理論必須具有微觀理論的基礎，特別是要符合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假設條件。因此，個體利益最大化，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宏觀分析的一個基本假設，重在強調宏觀現象分析的微觀前提，這也構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其它假設賴以存在的一個前提。
（二）理性預期
所謂理性預期，就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對經濟變量做出的在長期中平均說來最為準確的，而又與所使用的經濟理論、模型相一致的預期。理性預期意味著經濟當事人關於未來結果的主觀概率分布等於經濟係統的客觀概率分布，或者說當對某個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等於基於同樣信息條件的數學期望時，這種預期就是理性預期。